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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教授说：“他们敬龙牌，但并不是什么都求龙牌爷。我问过一位会头，他说生病先求龙牌爷，不见好仍去找医生。可见还是相信科学的。”她还说：“民风淳朴，并不能说是信龙牌的结果。问叩头的孩子拜什么，他们一概不知。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种聚会形式。”“迷信”一直都被研究中国民间宗教的学者视为绝症。时代不同了，医生的观念和技术不同了，看来“迷信”可以像电脑病毒一样隔离起来，使之不妨碍整个系统的运作。 这些教授的有关文章和发言在当地是非常受重视的，其中一些被龙牌会自己转印、传阅、散发。他们的多种观点逐渐成为当地民众的说法。从一个中学退休的武大爷在和章邵增、马强的访谈（2003年8月23日）中说，“龙牌会是一种民俗文化，其中也带有迷信色彩，是一种带有迷信色彩的民俗文化，我是这么认为的。当然，没有迷信，也就没有这个民俗，也就没有了吸引人凝聚人心的东西了嘛”。既然如此，“我本人对龙牌会的态度是同情、理解、支持和积极参与，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无论是过会的时候，还是平时”。在当地人看来，民俗学者的参与，本身就用行动证明了龙牌会是有价值的民俗。否则，来的就应该是警察了。 从博物馆的建议到龙祖殿的诞生 就常识而论，在现实生活中，要给龙牌盖庙，是没有什么机会的。但是奇迹还是发生了。我们参加2003年的龙牌会时，看到了一座够标准的神殿，这就是“龙祖殿”。后来听说它的造价是26万元。会里的人自豪地介绍：“我们完全是按照柏林寺的大殿建造的”。柏林寺是佛教名胜，举世闻名，万众仰慕。当我坐在嘉宾席上参加由县政府主持的龙祖殿落成典礼的时候，真是百感交集。还不曾有一个建筑物的故事让我如此感叹。 龙牌会从临时大棚发展到庙宇建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运作过程，对于其中的许多环节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下面的叙述，综合了龙牌会史振珠会长和县文化馆长张焕瑞先生的说法。 专家、学者调查龙牌会的活动在1996年达到高潮，当时主要有两个提议：一是保持龙牌会活动的原汁原味；二是弘扬文化，建立博物馆。村里的人真的开始琢磨这个事情。会里几个负责人在1998年商量盖庙。到2000年史振珠当选会长，他就积极张罗起来。在这期间，形成了一个折中的意见，就是在活动形式上不介入，老百姓愿意如何搞就如何搞，但建起的房子同时也是龙文化博物馆。 赵县的领导认识到龙牌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旅游价值，打算使它和赵州桥、柏林寺一起成为赵县著名的旅游景点。于是，县委县政府和河北省民俗学会以及多家单位联合发起在2001年农历二月二举办“河北省首届龙文化研讨会”。县里的指导思想是政府给予支持（是工作力度上的，并不是直接的财、物）、乡镇主办、有关部门配合（文化、工商、交通等等），将龙文化做大做强，为发展龙文化造势。2001年的研讨会很成功，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教授有40多位，大部分是北大、北师大、中国社科院、省内的民俗学专家。县领导和与会者在二月二去观摩龙牌会过会仪式，并为龙文化博物馆奠基。范庄龙牌会请来工匠设计，并在计委立项，由民众和会头自筹资金，乡镇政府协调（地皮等一些纠纷）。到2003年过会时，第一期工程完成，举行了“龙祖殿落成典礼暨赵州龙文化博物馆揭牌仪式”。博物馆建成以后，人们有了固定的祭祀场所，同时也有了固定的文化交流的场所。 我查看1996年在范庄的座谈会记录，找到了中国民俗学会两个教授的有关发言。宋教授谈到，“调查中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如龙牌是什么？老百姓的回答是祖神。他们称为‘龙牌爷’的看来本来不是龙。信仰活动与土地神有关，与古代立春、鞭春的劝农活动有关，如鞭驴、鞭春姑。这里集中了中国农业文化的很多东西。我们能否就此搞一个民俗博物馆？” 接着发言的陶教授也谈了文化保护的观点。他的意思是说，龙牌会表现出一种村落精神。村落意识给我的印象很深。对于有积极价值的东西要有保护意识。这里就有一个如何保护的问题。会头说，让搞就大搞，不让搞就偷着在家里搞。我看每年都要做，还要做好。传统文化要让它活着。只有继续做下去，这一文化才能活下去。龙牌会是活的文物，要当文物来保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