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理说，我应该谈一下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问题。但非物质文化是当前最时髦的名词，许多学校成立了研究中心，研究课题满天飞，最近还出版了一套非物质文化理论丛书，实践未果，已经有了理论体系，这更令我望而生畏了，索性不讲非物质文化。不过非物质文化保护的核心问题是做好田野调查，摸清家底，这是进行非物质文化保护的前提。因此想回顾一下我的田野工作，并且提出一些看法。 一、为何步入田野调查 我本来是学考古的，与民俗调查无涉。但是知道考古学、民族学都是人类学的组成部分，前者相当于人类历史的昨天和前天，后者是人类历史的今天，他们是相通的，可以互证，只是缺少把两者结合起来的机会。1958年国家民委组织学术界进行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我有幸参加了广西调查组的工作，主要在桂北对瑶族、侗族和壮族进行调查。由于当时大气候比较差，许多老专家靠边站，政治干预胜于学术研究，这次调查并不规范，设下不少禁区，所出田野调查报告有许多不足。但是，通过这次田野实践，激励我要涉足民族调查，它可以用“活化石”印证“死化石”，坚定了我走民族考古的道路。 毕业后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主要研究早期中国历史，当时文物局又给我们一项任务：搜集一套处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民族文物，主要有摩梭人的母系制、鄂伦春族的狩猎文化、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傣族和藏族的农奴制等。由于我有从事民族调查的背景，上述任务自然落到我的肩上，民族调查成了我的重要任务。我的田野调查有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61年至1964年，先后在大兴安岭鄂伦春族地区、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地区、云南宁蒗小凉山彝族地区和泸沽湖摩梭人地区进行调查，每个点短者有两三个月，长者达一年之久。具体方法有三：一是搜集一套文物，如鄂伦春族有1500件，摩梭人3500件，傣族近万件，其中摩梭人文物是用40匹骡子驮出来的，傣族文物是利用火车经越南运回北京的；二是做好调查笔记；三是拍摄一些照片。这一阶段主要是搜集资料，为历史研究寻找佐证。 第二阶段是1979年至1996年，先后在黔东南、浙江畲族地区、四川木里和海南黎族地区做调查，调查方法依旧，但已突破了搜集佐证的做法，已经把调查对象当做一个独立的文化个案，在深度和广度上较前深入，自己也不是作为一名单纯的考古工作者，而是作为一名民族学工作者在开展工作。 为了进行比较研究，后来又赴东北、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等地走马观花，尽量熟悉一些面上的情况。 长期的田野调查，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主要是：（一）事先必有准备，特别是业务准备，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二）调查地点要选择准确，一定要有代表性，即文化内涵要丰富；（三）调查时间应长一点，切勿走马观花；（四）要利用各种手段，尽量搜集资料；（五）田野调查安全系数低，一定注意安全，防止意外事故。 二、跟踪调查 我过去所调查的地区，一般都反复去过多次，如凉山去过五次，海南黎族去过六次，泸沽湖去过八次。为什么要进行反反复复的调查呢？主要有以下理由： 第一，从认识论来说，通过一次调查就能对调查对象达到科学的认识是不容易的，必须进行多次调查，反复印证，才能取得较正确的结论。长期以来，不少学者都说东巴有文字，摩梭人没有文字，我在前六次调查中也没有发现摩梭人有文字，但在第七次赴泸沽湖调查时，对当地有无文字进行了专门调查，专门在四川境内调查了三四个村寨的巫师达巴，结果在达巴手中发现了一种《卜书》，共见到七种版本，都是手抄的，都共同使用几十个象形文字。这是摩梭人达巴也有象形文字的实证——只是比东巴文原始得多，从而改变了摩梭人无文字的说法。在此基础上，我又顺藤摸瓜，扩大了调查范围，发现在川滇之间的西番人、普米族、彝族、羌族、耳苏人、纳木依以及白马藏人等地区都使用一种象形文字或巫画，仅古老巫画我就搜集了五十多种。这个例子说明，有些问题非要多次调查才能解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