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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根据民俗学田野调查和民俗志写作的学术规范要求，对蒙古族民俗学进行了学术批评和学科意识的反思，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的田野调查工作和民俗志写作也具有一定的学术参考意义。 ［关键词］ 蒙古民俗学；现代转型；民俗志；田野调查；解释民俗学 ［中图分类号］ Ｋ８９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８－７２（２００５）０１－００１３－０７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蒙古民俗学，一般被认为是开始于罗布桑却丹（１８７３－１９２８）撰写的《蒙古风俗鉴》。但是，１９１８年成书的《蒙古风俗鉴》在当时并没有引发蒙古族民俗记录和研究的各种活动，也没有和当时轰轰烈烈的北京大学“歌谣学运动”接轨，而是在静静地沉默了６０年后，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被重新发现，成为蒙古民俗学史上迟到的标志性作品。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蒙古民俗学的发展实际上与中国民俗学的复兴同步。蒙古族民俗学家所接触到的民俗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更多地来自于中国民俗学和逐渐被介绍进来的西方民俗学理论。罗布桑却丹则是主要被当做近代进步思想家而得到评价和研究，而很少有人去探讨罗布桑却丹的民俗学思想和方法对日后蒙古族民俗学发展的影响。（陈岗龙，１９９６；满都呼、多兰等，２０００） 如果说《蒙古风俗鉴》对后来的蒙古民俗学产生了影响，主要是《蒙古风俗鉴》成为后人进行民俗志记录的范例。近２０多年来内蒙古出版的各种蒙古民俗志（学）著作的写法，可以说基本上是结合《蒙古风俗鉴》的记述方法和现代民俗学的分类体系而形成的。其结果，产生了大批各地蒙古族的风俗志著作和更大范围的蒙古族民俗概论一类的著作，成为蒙古民俗研究的最基本的资料，被蒙古民俗学家所广泛引用。而且，至今没有人质疑过这些蒙古民俗志著作的科学性和学术规范性。蒙古民俗的研究者们都毫不怀疑地使用着这些资料，没有人从学术原则和民俗资料使用的限度出发去衡量过这些民俗志。然而，如果我们用现代民俗学田野工作的理论和民俗志写作规范的要求重新审视《蒙古风俗鉴》以来的蒙古民俗志著作，就会发现我们一直信以为真的许多民俗志著作都很难经得起理论的认真推敲，从而其科学性和学术价值就不得不大打折扣。“民俗学是一门现在的学科，它的主要资料来源是仍存在于民间的活的民俗事象，这是一种既具有历史传承性、又表现为现实形态的民俗资料。因此，民俗资料的搜集，最主要的是田野作业的方法。”（钟敬文，１９９８∶４８３）民俗志写作和田野调查是民俗学的基础，因此，对作为民俗学理论建设基础的民俗资料工作提出质疑，当然关系到民俗学研究的种种基本问题。这种学术问题意识的提出，来自于我们年轻一代的民俗学学者对田野与文本的思考和本人对蒙古民俗学田野工作方法的反思。 本文写作的直接起因则是我的妻子乌日古木勒博士对“用民间文学的搜集记录方法调查和记录民俗”的批评。有一次，一位民俗爱好者给我们送来一部书稿，记录的是某一地区的民俗生活。这位学者所进行的田野工作是：到当地见了一些熟悉本地民俗的老人，从他们口中记录下诸如婚姻、丧葬等各类民俗，并加上其熟悉的民俗内容，回来以后就写出了自己的民俗志著作。在整个调查过程中，这位学者所记录的具体民俗事件的过程都是从老人口中听来的，而他本人根本就没有亲眼目睹过他记录的那些民俗。这种“听民俗”的田野调查方法和民俗学家“不在场”的民俗志作品的写作，引起了我们对蒙古民俗学研究的一些反思。接着，我重新阅读了以往的民俗志著作，发现大多数蒙古民俗志著作的调查方法和写法（这些著作往往在前言后记中交代得很清楚）都和上面提到的例子如出一辙。而且，更值得关注的是，我们多数进行理论研究的民俗学家跟民俗志作者之间严重脱节，更多的民俗学家并没有亲自去进行田野调查，而是直接引用非职业民俗学家的人们写出的民俗志所提供的民俗资料。其暴露出来的问题是：我们很多民俗学家还没有完成职业身份的转换，我们的民俗学研究还没有完成学术意义上的现代转型。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主要从蒙古民俗志的写作和田野工作入手进行一些反思。我们认为，蒙古现代民俗学的反思应该从作为基石的田野工作和民俗志开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