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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民俗学与人类学：民俗学对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的借鉴 田野工作被看做是“现代人类学的基石”。（Ｃ．恩伯、Ｍ．恩伯，１９８８∶９８）而民俗学家也经常说：“田野调查是民俗学的看家本领。”虽然在民俗学的学科独立地位的争论中一直未能理清民俗学和人类学之间的分野和纠葛，但是在田野调查这一点上，两者的共同点却是无法否认的。而且，现代人类学已经无可争议地证明了自己是一门在田野工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学问。人类学的科学的、规范的田野工作已经走在民俗学的前面。在田野工作的技术上，人类学和民俗学似乎没有什么不同，两者的不同只是体现在调查的侧重点上。根据这一点，有人把民俗学看做文化人类学的一部分，我认为不无道理，因为人类学一开始就把“向土著详细询问他们的习俗”作为田野工作的重要内容。我们在这里不讨论人类学和民俗学的关系和区别，而是借助人类学在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来讨论田野工作理论的发展对民俗志的影响。 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在“人类学本土化”的过程中，人类学的理论和田野工作的技术等实际上已经强有力地影响了中国民俗学的发展。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对民俗学田野工作的影响和规范的民族志写作以及人类学“写文化”的理念对民俗学学者的影响。民俗学家虽然一直在努力捍卫和保持民俗学的独立地位，但是却默默地接受着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具体方法和技术，从而规范了民俗学的田野工作。同时，经过严格学科训练的人类学家在中国本土上的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成功实施，使民俗学家能够借鉴到更多的田野工作个案。人类学本土化的田野工作主要集中在汉民族社区的村落研究中。更多的民俗学家在借鉴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技术和经验的过程中，已经认识到规范的田野工作基础上完成的标准的民俗志对民俗学理论建设带来的好处。“面对相同或类似的社会文化现象，各相关学科思路贯通、方法共享的研究已经屡见不鲜而且在学术界形成共识。”（郭于华，２００４∶１２）中国民俗学的一些前沿学者也批评中国民俗学的问题：“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民族志，包括田野工作中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等具体方法，而民俗学所缺少的正是这样独特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郭于华２００４∶１２）实际上，人类学的反思和学科发展都是在不断反思田野工作和民族志写作的基础上实现的。“１９世纪人类学的一个最大缺点就是，它的结论是建立在没有经过训练的观察者，如旅行家、探险家和传教士的记录之上的，而这些人的部落社会的知识有限，而且常常带有偏见。”（尤金·Ｖ·科恩、爱德华·埃姆斯，１９８７∶４２）其实，人类学学科理论的发展是随着对民族志要求的不断提高而繁荣起来的。 然而，在蒙古文化的研究中，人类学的研究一直是个薄弱环节。我们至今还没有自己培养出来的人类学家在本土做过成功的田野工作和完成过标准的民族志著作。举个简单的例子，至今没有出现超过１９３４年吴文藻先生在内蒙古进行短暂调查后写成的《蒙古包》（吴文藻，１９９０）的有关蒙古包研究的人类学或民俗学著作，这是非常遗憾的。再说到敖包，２０世纪初，日本著名民族学家大间知笃三在《满洲民族学会会报》上曾经发表过非常详细的敖包调查提纲，但是我们至今没有见到敖包调查方面的规范的田野工作报告和民俗志著作。（陈岗龙，２００２∶４７）我们在批评蒙古民俗学没有完成现代转型的同时，还呼吁人类学在蒙古族本土的建立和发展，人类学和民俗学应该共同关注蒙古族文化和民俗在今天的命运。 结 语 钟敬文先生主编的《民俗学概论》指出，民俗学的田野工作应该“更自觉、更精密、更有计划性”。（钟敬文，１９９８∶４８３）蒙古族民俗学要完成现代转型，作为其基础的田野工作必须达到上述要求，民俗志写作必须做到学科和学术的规范。而做到这一点，关键还是看我们的民俗学家是否能够成为贯穿于田野和理论的身体力行的民俗学实践者和学术劳动者。格尔兹说：“想了解一门科学是什么，首先要看它的实践者们做的是什么。”我们应该从书斋转向田野。冯骥才先生在《田野呼唤理论》中呼吁：“我们的研究对象正在田野里大批死掉，我们却束手无策，甚或依然故我地伏案翻书做学问。民间文化到底是一种学术资料，还是一种有声有色、有情感的文化生命？”（冯骥才，２００４）我认为蒙古族民俗学成功实现现代转型的关键，在于我们的民俗学家是否走出书斋，到草原上去进行民俗学田野实践，从而使民俗学研究从基础开始得到改善。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２００５年第１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