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咳，看来你该去倒个痰了！” 对于今天五旬以上的都江堰（灌县）人而言，这句话的意思是明了的。它说的是，你这个人神经不正常，有精神病，应该找会倒痰的人给整治整治。在西医没有大行其道的年代，倒痰在都江堰也是一门特殊的技艺，不是每个人都会的。那时，对于都江堰人而言，神经病也好，精神病也好这些西医术语是没有立锥之地的。如同同期的大多数中国人一样，灌县人将一个人神智不明的状态，会说“中邪了”、“疯了”或“傻了”、“呆了”。会倒痰者要么是中医，要么是巫医，是一类具有多重身份、角色的边际人物。后来，随着西医的日渐强势，人们也根据中医传统和地方特有风俗，将精神方面的不正常状态称为“邪病”或“虚病”，以与生理上器官性的病变——“实病”区分。 如今，当在都江堰乡间，西医也大行其道时，尤其是精神病院或者神经外科、神经内科随处可见时，作为一种技艺的倒痰和作为一种社会角色的倒痰者在都江堰都没有了。但是，倒痰作为一个日常用语还存在中老年都江堰人的辞令交际之中。倒痰的含义虽大致保留了本意，但感情色彩却由严肃转为了调侃、戏谑，意思指某人脑子有问题，不正常，神经兮兮的。在相当意义上，倒痰这个语词既与国人皆知的四川方言“瓜娃子”、“瓜兮兮的”、“哈戳戳的”语义相近，也与近些年在网络等新传媒流行过的“傻冒儿/老冒儿/冒儿爷/傻屄/傻蛋/傻叉/傻缺/菜鸟/白痴/弱智/大弱/智障/幼稚儿/玻璃/386/脑积水/脑积屎”等语词天涯比邻。 2011年2月9日（大年初七）在成都，数年未曾谋面的丁瑞根教授告诉了我倒痰这一“地方性知识”。亦师亦友的丁教授并不是都江堰人。他之所以熟悉这个成都方言的演变，是因为他岳父岳母是都江堰人。多年往返成都和都江堰两地，自然熟悉了一地的乡音俚语和风土人情。而谈及此话题，则有些爱屋及乌的味道。因为他早得知我母亲得了现代这个社会常见的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等精神性疾病，而且精神病院的医治并不见好转。给我提供这个信息，是希望我能注意民间的土方、偏方。他强调说：“都江堰的老人都说，‘过去倒痰都是很灵的，也万万不是谁都能随意倒的！’遗憾的是，现在的都江堰没有这类人了！” 其实，对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化史、思想史都深有研究和独到见解的丁教授对民俗学和民间文学也广有涉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现代文学课上，他把《五卷书》、格林兄弟、普罗普根据俄罗斯民间故事搞出的三十一个功能讲得眉飞色舞、头头是道。对于当下不少的现代文学专家而言，这些知识因陌生而无用，也因无用而陌生。就是对于不少民俗学的从业者而言，这些知识也还有些旁门左道的味道。因此，丁教授对我说的上述话还有潜台词，就是劝我不要过分相信西医，相信精神病院的治疗，也可以试一下与中国文化水土相符的中医以及巫医。 看似讲求科学、实证的西医诊疗过程所建立的医患关系强调的是一种垂直性关系，即医生是高高在上的专家，是知识的提供者，而病人则是对自己一无所知的被治疗者，是医学知识、技术与手段的消费者，医患之间是一种消费与被消费，即卖与买的基本上不讲究人情的关系。这在喜欢挠现性、文明私处，揭露其伪善，终生勤劳的深挖现代西方文明下水道的米歇尔·福柯那里，早已搞得明明白白。他的《疯癫与文明》、《临床医学的诞生》等都是对当今世界全面盛行的西方现代医学的尖锐批判。 遗憾的是，因急欲自强自立反而对西方亦步亦趋的现代化的中国，西医冷冰冰的弊端在讲究人情、礼尚往来的古礼濡染下青出于蓝，更加发扬光大。医患之间知识的供给与消费的关系彻底简单化、清晰化为买卖关系，而且还是有钱也不一定就能买的畸形关系。当下的城乡大小医院，虽然都在墙壁上写有“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之类充满人道主义色彩的标语，但谁都知道，没有钱挂号，无论是再怎样的病痛、急症，都是万难靠近医生的（当然，有政府强力干预的大型天灾人祸中的伤病者例外）。从这个意义上，在大医院看病，看的首先是钱，而不是病，作为人的患者沦为冰冷的物，无关紧要，也无足轻重。这些都是以哲学家和散文家形象出现的周国平对西医具体治疗手段批评时未曾注意到的。追念妞妞的他忽视了西医背后的冷冰冰的强调所谓理性与科学的文化，煽情也不乏矫情地对西医的认知、评说基本停留在表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