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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民族学与社会学关系密切、历史纠葛不断。通过对我国社会学、民族学包括人类学的代表人物及其所属各个流派和其相互关系的深入剖析，提出两个“兄弟学科”结合而非对立的思路，对认识我国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历史关系和探索其发展前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民族学；社会学；民族史；历史纠葛 社会之间依靠相互借用以生存，但它们反而是依靠拒绝相互借用以定义自身的。 ——MarcelMauss① 先生在如此短促的时间中，传给我们的绝非书本的死知识，而是一种大生命的鼓舞；听讲者受其陶冶诱导，无不油然沛然，尽发其蕴积的潜力，以从事于学问的探讨。我们今日之所以起始追求学问的意义和本相，可说完全是先生所启发的。三个月的光阴已倏然消失，我们的派先生就是在二十一年圣诞后一天离开我们了！我们顿失瞻依，无不感到若有所失……② 这位被深情称颂的“先生”正是罗伯特·埃拉·派克（Robert Eara Park, 1864~1944），一位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上述“序”是由费孝通及其同学所写，表达了一代中国社会学家对他们的外国导师的仰慕，这种感情基于一种关系而产生，但同时亦开始有了不同。 邀请派克的主人是吴文藻，吴文藻在留美期间，曾在达特默思学院（Dartmore Institute）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社会学。在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之后，吴文藻受聘为燕京大学教授。③ 在燕京大学，派克教两门课：“集合行为”与“社会学方法”。如同费孝通在21世纪所回忆的那样———他曾是派克班上的一名学生———派克在燕京教课非常认真，“他正式开课，给学分，按时上堂讲课。课后还通过个别谈话和偕同出去参观指导学生学习”。④在这两门课中，派克倾注了大量精力来介绍他的城市社会学，当时他的一个学生杨庆昆编写了有关这方面的一个完整笔记。⑤ 吴文藻曾通读派克的论著，并不惮烦地坐在他自己的学生当中听派克讲课。但是吴文藻的谦逊并不意味着全盘接受，在他关于派克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与派克城市社会学的不同。吴文藻认为关于城市的社会学是一项庞大的工作，而他更迫切的是试图从中学到如何研究中国乡村生活。对他而言，美国城市社会学之所以重要仅是因为它提供了中国———一种植根于乡土的社区集合———的一个反例。吴文藻并不怀疑派克的模型，相反，他将之拓展到所有的人类社区，包括那些处于民族学和社会学视野下的社区。通过他的解读，派克的城市区位学既是民族志，也是一种方法论，适用于分析一切界线清晰的“小地方”或“社区”。吴文藻设想社区研究是好理论和好方法，“是以研究文化不同的各种社会，如部落社会、乡村社会以及都市社会，都需要地理或区位的观点与方法”。①在向派克致敬的同时，吴文藻提及3个不同学科———民族志、微观社会学或社会人类学，以及社会学。在他看来，这3门学科的差别在于调查的目标群体不同，不过如果用一种方法论即“社区研究”来看它们，它们又是相同的。他强调用派克的人文区位学来研究中国乡村社区。如果吴文藻所言非虚，那么派克也极大地鼓舞了他。他说派克“以为都市是西方社会学的实验室，乡村是东方社会学的实验室”。②然而他同时也承认所谓派克对西方都市与东方乡村的区分“（并）非出自派氏原文”，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吴文藻自己“取材于派氏的都市社会与乡村社会的区别观”所构想的比较图景。③ 笔者曾对燕京社会学的“社区研究”方法之源起有过论述，④认为美国传教士和社会学家明恩溥（Arthur Smith）的《中国乡村生活：一项社会学研究》⑤和由马林诺夫斯基及拉德克利夫-布朗分别在特罗里恩德岛、安达曼岛发展的民族志方法，是其两个主要来源。明恩溥在他的作品中发明了一种笔者称之为“乡村窥视法”的方法。明恩溥在山东进行了长时间的田野研究，描述帝制中国如同一所大房子，村庄就是其缩影。他认为此前出版的对帝制中国的描述仅仅谈到中国的城市是错误的，要认识“真正的中国”应采用一种新方法，而他所指的新方法即为乡村研究。在明恩溥眼中，要去观察中华帝国这所大房子里边包含了什么，就应该把乡村当成墙上的孔洞去窥视这所房子的秘密。作为中国社会的缩影，乡村是一个完美的方法论单位，值得未来的社会学家关注。显然，吴文藻采纳了明恩溥的观点并将它与民族志的新潮流糅合在一起。 在笔者看来，吴文藻对城市社会学的乡村化导致了一个令人遗憾的后果：中国社会科学家习以为常地将城市描绘为“中国的未来”。有趣的是，当我们把这一看法与前明恩溥式的东方学家对中华帝国之研究相比较之时，后者则将传统中国视为一个城市的世界。 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在《社会学在中国———一个简短概述》一文中讨论1949年之前的中国社会学时，曾说：在社会科学的一般历史中，我们假设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联姻来得晚近，在这之前有一个长期“追求”过程。中国并不符合这一模式。在那里几乎是在社会科学建立之初人类学和社会学即互相缠绕———只是当共产党人到来之时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解开了。⑥弗里德曼继而在他的文章中概述了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发展的3种社会学取径： （1）测量与人口研究； （2）社区研究； （3）法律研究。⑦弗里德曼评价“社区研究”这一中国社会学特征亦即“相互缠绕”的社会学与人类学之时，说到这类研究“也许可以视为美国乡村社会学与人类学的一种延伸，外国学术的风气促成了中国人的调查研究之产品”。⑧ 但是弗里德曼定义的“中国社会学”实际远为复杂。吴文藻推动他的“社区研究”作为中国化方案的一部分，吊诡的是，与之相关的方法论却发展自一位传教士社会学家。吴文藻的社会学因此可以说是基督教传教士和当代中国社会学家对古老的关于中华帝国都会的欧洲“东方主义”之联合抵制的认识论后果；它是一种“民族志化的社会学”，基于教会学者的“村庄窥视法”、英国式的民族志和社会生物学的功能主义的一种中国式结合。更确切地说，吴文藻对派克城市区位学的“诠释”成为一个服务于社会学实践的没有内容的工具，是通过一种已经在使用的中国式的综合来对它加以循环利用而实现的。尽管吴文藻的努力可以说是一种“民族志化”，⑨他却未从这一角度考虑过这一点。相反， 他视其所为是中国化社会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对吴文藻而言，在中国发生的“民族志化”不再是一个对民族学历史的公开的“科学的”反对，而是一种西方新方法的东向扩张，更宜定义为一种中国式结合，以此来使一门西方学科———社会学———成为“中国的”。在他看来，本土化或“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的特征之一是民族志，另一个则简单是“以汉语叙述的社会学”。①作为本文铺垫，笔者先反思了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与燕京大学有关的“民族志化”和人类学“社会学化”之困境。接下来笔者将继续此探讨。不过考虑到迈克·罗兰（MichaelRow-lands）的观点，他认为学科转型是由一种可见的规则导致，即将民族学与社会人类学之间的区分等同于历史与科学之间的不同；并且考虑到这一现实———在中国也如同西方人类学圈中所发生的那样，民族志化和人类学社会学化可能是由于去除民族学的历史想象造成的，②笔者也将试图将中国民族学———这一门与社会人类学成为“中国社会学”的同一时期酝酿和构建、并与之关系密切的学科，带入到比较与关联的考虑中。20世纪20~30年代，那些留学欧洲和美国的留学生将西方式的社会科学学科带回中国，并且开始在中国传播和实践它们。在20世纪20~40年代之间中国的情况是，当具有英美教育背景的中国社会学家在进行一种社会学和民族志的中国结合之时，拥有德国、法国和美国教育背景的中国民族学家正在以文化和历史对社会学进行对抗。 由于笔者将自己视为再历史化人类学运动的一员，将对弗里德曼的社会学观点有所批评，他认为中国社会科学仅仅有吴文藻的“中国学派”是重要的。为论述这一点，笔者将把中国民族学这一对立的学脉带入一种比较的思考中，同时使它与我们关注普遍意义上的人类学与民族学之间内在关系的讨论相关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