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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抗日战争一结束，所有的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又回到他们原先的学术堡垒里。还没等他们安顿下来，内战又爆发了。1949年国民党溃败，中研院随之迁台。傅斯年、李济、凌纯声、芮逸夫和许多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及民族学家都离开了大陆。所有的具有教会大学背景的社会学家和社会人类学家都选择留在大陆与新政体合作。然而，无论是社会学还是社会人类学都被新政体禁止了。苏联式的Ethnographia （民族志），也即“对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框架内全部社会生活现象的研究，依据它的起源和发展的过程，以及它的因果论证”，②被重新冠名为“民族学”引入应用，它成为官方给社会学家、社会人类学家和一些历史学家指定的职业认同。Ethnograph-ia是一把双刃剑。 1953年当中央民族学院在北京成立之时，吴文藻被任命为民族学教授。从1959~1979年，他大多数时间都花在翻译西方有关世界史的研究，没有任何机会从事中国社会学和民族学研究。1979年，吴文藻当选为新成立的中国社会学会顾问。他于1986年去世。在生命最后几年，他写作了好几篇颇具影响的文章，关注战后西方民族学的变化。③ 概括来说， 1949~1966年中国人类学转向了“民族研究”。1949年以前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不同看法和定位受到批判和抛弃。新中国民族学家的工作主要是有关民族识别和在时间进化论序列中的民族历史阶段及其社会形态。这项工作的两个方面的开展是为了将少数民族带入到“社会主义大家庭”中。为实现这一目标，传播论、功能主义、涂尔干主义社会学和历史特殊论全部受到批判。许多大名鼎鼎的社会学家由此最终将自己转变成“历史唯物主义者”。④在今日官方的传记描述中，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李安宅等已经被定义为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这种诸多学科身份的混合也许显示了他们的伟大；但是，这同时也是对混乱的一种无奈表达。 今天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又重新成为相互竞争的学科，在不同院系分立存在。中国有社会学人类学系、民族学人类学系或者人类学民族学系。社会学拥抱西方理论，尤其是那些权力、文化、实践和社会区隔理论。而在经验研究中，社会学指向的是中国人口的主体———汉族。这反而是由民族学这门指向中国边疆少数民族研究的学科所定义的。 在海峡那边的台湾，凌纯声于1956年建立了民族学所。之后凌纯声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中国文化的非汉起源（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宏观区域研究中，这些研究或多或少颠倒了他早期对中国是一个具有民族多样性的自足世界之假定。他的继任者李亦园综合了美国式文化人类学和结构主义。在凌纯声和李亦园的带领下，中研院的民族学所包含民族学、社会学和心理学。20世纪90年代，社会学和心理学相继独立，建立了单独的研究机构。 现位于台北南港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随着对现代中国历史编纂学、考古学和语言学的民族主义的批评研究的扩展，以及由英美新一代社会科学写作引发的对“族性”的批评研究之扩展，包含丰富民族多样性的文明体这个“旧容器”已经成为后现代的攻击对象。 在《人类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及其教学问题》一文中，⑤列维-斯特劳斯论述了民族志、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关系。他赞成人类学对民族志和民族学的包含，将民族志视为人类学研究的第一步，存在于专题论文处理小地方的时候并且是一种进行调查的技术；民族学作为第二步，或者说是走向综合的第一步，既可以是地区上的也可以是历史上的比较与关联；人类学作为第三步，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说：“以获取关于人类的全面知识为目标———在其全部的历史和地理范围内把握这一主体，寻求可适用于整个人类进化的知识。”⑥ 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对笔者而言很有启发，但是这种说法很难被笔者的中国同行们所接受。今天许多中国社会学家仍旧认为人类学是一种微观社会学，或者是对乡村社区的民族志研究，以补充“主流社会学家”所做的大范围社会调查。同时，许多民族学家将人类学理解成西方学问的一种方式，它的学术边界与他们自己的学科重叠，但是它的研究目标远没有他们自己的研究主题实用———他们是为政策目的的少数民族研究。 在历史上来比较， 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的“手足相争”作为一个民族志化和社会学化的不同案例，值得我们思考。罗兰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族学在欧洲成为这样一门学科，已经被社会人类学大范围包含并胜利吸收为其中一员，以至于今天很多人类学家听说民族学还是一个独立的学科都会感到意外。①在中国我们看到民族学这个名字仍会感到熟悉，但是它已经和跨文化关系过程的长时段历史研究没多大关系了，只是在特殊的政策平台上生存。社会学和民族学的手足之争在实用的层面上仍然继续，随着人类学离开“不实用”的领域，这已演变成超出社会科学实用性本身的竞赛（例如这种人类学的定义受到许多海归的中国人类学学生和本土出身的人类学家共同反对，他们通过西方格调的医学、旅游、遗产和灾后文化研究，在拼命地追求自己学科的实用性）。 今日的中国民族学家可以说并不喜欢人类学家。30年前他们成功获得教育部和民委的支持，后者指定民族学与人类学的相互关系为“民族学（包含文化人类学）”。1995年，一群人类学家齐聚北京，产生了一份反对的提案。他们写了一份“请愿书”递交到教育部，认为人类学应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教育部主管分科的领导回应说，对中国人来说，“人类学”听起来很奇怪，并且对他而言这似乎也是一门无用之学，与“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无关。他不同意人类学获得更多的独立性，不过却善意地表达了他对这门既不独立、定义暧昧又无用的学科之未来的担忧：不像民族学依靠民委提供的经费生存，人类学除了外国经费要寻找其他资源是很难的。最终教育部采用了费孝通———那时候他是人大副委员长———的观点，决定人类学应被包含进“大社会学”里边，而民族学继续为“一级学科”。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笔者开始思考1949年以前的社会学和民族学。重新回顾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的这两门学科，我们是有反思和批评的。两个“流派”都过深地陷入对国家的叙述中：社会学倾向于提供正等待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小型农村地区的经验材料，民族学倾向于重新发现帝制中国是一个多元的自足体，来做为国家的创世神话。那么必然，社会学和民族学以两种不同方式扭曲了中国文明的过去：通过将其降解为一种持续的乡土想象，以及通过国家化它的超国家的历史。在笔者看来，前“现代”中国是一个超社会（超国家）体系，一个文明体，一个与其他世界相关联的世界；这对任何处境下的学者都是真的，对那些追求“中国化”的学者，如果没有基督教化则“中国化”不可能；对那些提倡“科学的东方学在中国”的学者，如果离开“不科学的东方学”发达的西方之物也没法创造它。由于方法论的和政治的“实践理性”，社会科学家们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将自己封闭在“科学惯习”里，而这是他们帮助建构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