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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是最早展开西南民族调查的学术团体。辛树帜领导的瑶山民族调查，为有组织的团队调查提供了科学分工与合作的新范式。史禄国率领的西南民族调查小组在云南等地的活动，则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段著名的公案。杨成志在凉山的考察活动，更是民俗学、人类学史上一段著名的田野佳话。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在田野调查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关键词：顾颉刚 辛树帜 史禄国 杨成志 田野调查 作者简介：施爱东（1968－），男，江西信丰人，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732） 一、20世纪初外国学者的中国民俗调查 中国传统的人文研究多是经史研究，近现代中国的田野作业方法是从西方引入的，调查实践也是由一批外国传教士、探险家和人类学民族学工作者率先开始的。 有明以降，西方就不断有传教士和商人到中国来，在中国的生活和旅行很容易激起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兴趣，“一些对中国文化有赞赏之心的耶稣会士将一些中国典籍和在中国的见闻介绍到西方，在18世纪末叶曾在西方引起一股中国文化热，但这种更多基于想象而不是实际的热度，不久就渐次消退。”[1] 鸦片战争以后，来华的西人大增，著述再次蜂起，风土人情等见闻类的著述尤多，如著名英国旅行家莫里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一个澳洲人在中国：一次穿越中国到缅甸的安静的旅行故事》[2]，讲述的是鸦片战争后作者从上海经汉口穿过四川、云南到缅甸的所见所闻，叙述了作者对中国西南地理、风俗、以及种种人际关系的看法和评价。当然，这些著述的目的是给西方人看而不是为要给中国文化作贡献的，但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学者，尤其是一批留学归国人士对民众风俗的关注。 日本人类学创始人鸟居龙藏（1870－1953）是较早在中国进行人类学考察的专业学者。他从1895年开始了他在中国的调查，1902年7月进入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至1903年3月，“考察了诸民族的分布与自然地理条件之间的关系，各民族的体质、服饰、居住、习俗、语言、文化等，事后根据调查编写了《中国西南部人类学问题》、《苗族调查报告》等著作。”[3]日本人对中国的民俗调查有很强目的性，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成立的“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就有浓重的殖民色彩，但在客观上很好地为我们保存了一批民俗资料，[4]而且对于触动中国学术阶层，尤其是留日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华西协和大学是较早关注西南民族的高等学校，该校博物馆早在1919年就开始搜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文物和标本，1922年还成立了“华西边疆学会”，最初有16名会员，多为在该校任教的外籍教师，1923年开始不定期出版英文刊物《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5] 俄国人则在中国的东北显得特别活跃，史禄国是较早在中国进行人类学考察的专业学者。沙俄皇家科学院曾经组织“中亚东亚探查队”，史氏则担任过领队，他在《北方通古斯》自序中说：“1912年和1913年我曾到后贝加尔作过三次考察，1915年到1917年期间我又去蒙古和满洲作了考察……1917年科学院又派我前往中国的蒙古以及西伯利亚毗邻的各地方，使我得以继续过去几年的考察。但是我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这些调查之所以能够进行是因为圣彼得堡的一些东方学、语言学和民族学者“对当时还没有进行过全面调查的西伯利亚及其邻近地方的新资料（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的搜集工作非常关心”。[6]史禄国调查的兴趣点及其调查方法跟后来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西南民俗调查有着直接的关系。 19世纪末和20世纪最初十几年间，外国学者在中国的田野作业基本上都是打着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或者民种学的旗帜在进行的，当时在中国进行此类研究的比较著名的西方学者有格罗特（J. J. M. de Groot），葛兰言（Marcel Granet），甘博（Sydney Gambel），步济时（John Stewart Bnrgess），葛学溥（D. H. Kulp II）等人。[7] 即使我们在此排除西方探险家和旅行家的大量有关中国各地风俗的旅行日记和调查报告，我们还是可以数出一些专业的民俗学书籍，比如柏林民俗博物馆东亚部主任W.Grube（1865－1952）1898来华旅行，次年离开，1901年整理出版了《北京民俗学》（Pekinger Volkskunde），1911年又写出了《中国的宗教礼俗》（Religion and Kultus der Chinesischen）。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