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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先简要重述了民俗的“发现”过程和民俗学的历史，随后在对作为民俗的两个最基本元素“民”和“俗”的考察中，提出民俗最基本的功能——分类。根据本尼迪克特的“想象共同体”理论，分类功能将民俗的起源定位于民众的创造和想象。因此，为了能更为深入地探讨分类意义上的民俗，我们无疑应把目光聚焦于想象的领域。而只有通过直观，我们才能真正切近甚至进入这个最为丰富多彩的领域。因此，在分类的原则指导下，运用直观进入想象领域，将打开民俗学的一个新的可能——想象民俗学。 ［关键词］ 分类；直观；想象民俗 ［中图分类号］ K8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214（2006）06－0035－07 肇始于19世纪初的民俗学如今已经走过了两个世纪，它虽然依旧年轻（尤其在中国），但是，其学科地位已经不容置疑。以民俗作为关照对象的民俗学是一门很特别的学问，因为它面对的对象为人们所熟知，人们对此习以为常。从惯常之物到研究对象，民俗经历了一个被发现的过程。 之所以将民俗学的产生称为发现民俗，是因为民俗从来就是一个“已在”之物。自有人类，便有民俗，民俗的历史即是人类的历史。在人类的意义上，民俗便具有“发明”的味道了，民众是这项“专利”的权益人，而“发现”民俗的功绩则要归于民俗学家了。在这里，需要澄清的一点是，尽管存在着“发明”与“发现”的区别，但在日常生活中共享民俗资源方面，民众与以民俗学家为代表的“精英”在民俗上并非完全没有交集。关于这一点，彼得·伯克（Peter Burker）在其《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中进行了细致地阐述。在其著作中，出于“探寻大众文化”的目的，他首先关注“大众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问题。在这统一与特殊的角力中，“上层阶级”和其余人对于“大众文化”的共同参与的事实被发现出来了。｛1｝通过其系统而翔实的描述，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在其考察的时间段——公元1500到1800年——之前，各阶层的人士——包括贵族和官员——都在积极地投入到大众文化的狂欢之中。即使是到公元1500年之后，开始出现了由教会及部分上层人士发起的对大众文化的改革，但其范围和程度都是有限的。一般说来，17世纪在欧洲主要国家和地区、18世纪在一些较为边远的国家和地区，我们才能够较为肯定地对大众文化和高雅文化进行区分——当然，它们的联系仍然是千丝万缕的。 但是，教会和欧洲上层阶级的美梦没有持续多久就被自己的“朋友”所打破。这些过惯了舒服日子的“老爷们”又开始对民间的东西发生浓厚的兴趣了。“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本书所讨论的这三百年，｛1｝ 受过教育的人的态度所发生的变化确实是非常明显的。在公元1500年，他们鄙视普通民众，但享有他们的文化。到了公元1800年，他们的后代不再自发地参与大众文化，却进入了一个把它们当做某种别具一格并因而有趣的东西来加以重新发现的过程。他们甚至开始赞扬‘人民’，因为这种别具一格的文化是从他们当中涌现出来的。”（彼得·伯克，2005：347）在这些老爷之中，就有编辑了《民谣集》｛2｝的赫尔德，以《儿童与家庭故事集》而家喻户晓的格林兄弟等一大批学者和名流，他们的行动极大地鼓励和刺激了人们对民间文化的收集。“18世纪末19世纪初，正当传统的大众文化刚开始消失的时候，‘人民’或‘民众’却成了欧洲知识分子感兴趣的一个主题。工匠和农民会惊奇地发现，身穿中等阶级服装、操着中等阶级腔调的男人和女人们闯入自己的家中，却坚持说他们唱的是传统歌谣，讲的是传统故事。”（彼得·伯克，2005：3）由于精英纷纷涉足大众领域｛3｝，收集到的材料自然也就汗牛充栋了。因此，对这些材料的研究就提上了议事日程，而且这种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我看来，这便是民俗学作为一个学科最初的起源。 目前，学界一般是把格林兄弟于1812年出版的《儿童和家庭故事集》作为民俗学学科的诞生标志。“1806—1807年，格林兄弟开始搜集民间故事。他们这样做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寻找德国的文化和传统，他们希望通过研究旧的传统以消除当时德国人沉闷压抑的情绪。对格林兄弟来说，德国的语言文学和文化传统是联结德国人民的纽带，因此，德国人才可以从专制主义的统治下把自己解放出来，变成一个具有光明未来的统一体。在当时来说，这种未来就是反对拿破仑的统治，也是为了反抗法国文化的渗透。”（王娟，2002：14）于是，《格林童话》开启了到如今差不多200年的学科发展之路，并且，自民俗学诞生伊始，它便被赋予了一种极为重要的意义——在传统中寻觅本民族的特性，即区别自我与他人。而这种区别，正是由大众自觉或不自觉地创造出来的。正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格林兄弟才提出了他们极为重要而且意义深远的共同体创造的理论，即“人民在创造”（das volk dichtet）。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