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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钟敬文 钟敬文先生生前曾经多次说过这样的话：“我的学问，做得最好的并不是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学术研究，而是诗。我死了以后，我的墓碑上要写上‘诗人钟敬文之墓’，有这几个字就够了！” 他曾经写道：“诗，这位生平的密友，到底曾经给我什么呢？简要地说来，她锻炼了我的智慧，开拓了我的思想和感情的境地。她教我怎样地观看人生和尊重人生。” 钟敬文的生活中常常充满着各种情趣，而不只是书斋里的苦修。每一年的春天，校园里什么地方开了一树的鲜花，他不知怎么很快就会知道消息。当有学生来家里时，他便会兴致勃勃地说：“走，我带你去看玉兰！”每一年元旦前夕，他都会买来一批水仙，分赠给教研室的同事和研究生。 1 他说自己是一粒麦子 钟老是1981年国家确定的首批博士生导师之一，可他一直到1986年才开始招收第一届博士生(第一位博士董晓萍教授，现在是北师大民俗学科带头人)。他曾经说：“我自己没当过博士，也不知道博士该是个什么标准。”其实，他是觉得没有合适的人才，在学问传承上，他非常严肃和谨慎。后来很多老师都劝他应该多招生，他终于想通了，要把民俗学发扬光大，确实需要多培养人才。上世纪90年代初，九旬高龄的钟先生还发誓，要为中国民俗学培养50名博士。直到他去世，指导毕业的博士有30多位，手下在读的还有15位，也算基本实现了这个宏愿吧。他常说自己是一粒麦子，这一粒麦子如果用掉，就一粒都没有了。可是如果把一粒麦子种在土里，就会长出麦穗，就会有很多粒麦子。 他就想变成这样的一粒麦种。本来他一直想写《女娲考》，研究民间传说中女娲的故事，因为顾颉刚先生写过孟姜女故事研究，启发了他。但这个文章一直没时间写，钟老忙着培养学生，他说自己做学问，和一个学科的发展建设比起来，还是后者更重要。人的精力就那么多，难以兼顾，这样想想也就想开了。后来他培养的博士里就有人做女娲研究，可见学术的传承没有断裂。 2 不能兼顾的人生 钟老一生中，不能兼顾的东西有很多。比如，钟老有浓郁的诗人气质，诗歌是他一生的挚爱。他永远随身带着诗集。但是，诗终究被他看做个人爱好而已，学问才是正事，他愿意牺牲爱好去做学问。 民俗学无论在中外，都有浪漫主义倾向，民俗文化是文化的根、民族的魂，现在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都强调这个观念。但是也有人认为，这样一种浪漫主义倾向，可能会影响学术的深度。钟老是诗人，又是从“五四”过来的人，他就讲，这个学问不同于自然科学，对于民族文化要热爱，需要在学术体系里边强调人文立场。为什么呢？我们研究的不是一个物体，而是活生生的老百姓，是有情感和价值观的。钟老是性情中人，以前对北京禁放鞭炮就有意见，曾经在《光明日报》写文章说过这个问题，说没有听到鞭炮声，就像没有过年一样，民俗情感的东西都没有了。 还有不能兼顾的，是家庭。这点我体会尤其深，我是工作十年后才考的博士，有家有口的。钟老希望学生专心读书，不是寒暑假，最好不要回家。当时我爱人在湖北，还有已经上小学的孩子，我在北京就很想家。记得 1997年，我跟钟老请假，我说香港都要回归了，我也要回家。哈哈，钟老说好吧，你回去吧———其实他心里还是不大乐意的，可能在他看来，做学问有点像出家了。 但是学生跟他在一起，能受到很多家庭般的关爱。他每年都带我们出去春游。还有每年中秋节，必定做一个茶话会，那时候新生刚入校，他要和学生们在一起。他从自己家拿来月饼，大家一起吃。不像现在一些老师，平时只会使唤学生，师生完全是工作关系，没有情感投入，导师成为“老板”，自然就少了许多人情味。 3 民俗学今昔变迁 民俗学在“文革”时期，曾经被看做“资产阶级学问”，本来是研究老百姓的事情，钟先生却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改革开放以后，学科的重建就是头等大事。 1984年，钟老被推选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当时中国民协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编纂《民间文学集成》。现在我们看到的成果有十套“集成”，四百卷，4.5亿字，十多万人参与的浩大工程，当年钟老倾注了很多心血。比如民间故事，每个省都有一卷，最后汇总到北京来审定。评审开会的时候钟老必到，必定要听完大家发言，然后自己提意见。 现在十部“集成”已经全部出版了，很多人都说自己受益于钟老。比如民间故事北京卷的主编，就说当年北京的民间故事没钱出版，还是钟老帮忙解决的。据说是有一年政协的领导来看望钟老，问有什么困难。钟老就跟领导说，北京的民间故事想出版，没有钱，能不能解决一下。结果很快就拨下款来，那个主编至今仍非常感激。 民俗学近年来发展很快，如果要说钟老去世时还有什么遗憾，可能就是他没看到今天这样好的发展局面。 我现在还常常想起的，是以前每到春节，学生都会陪着钟老去买水仙花。过年正是水仙花开的时候，他总会买很多，教研室的每个老师都送一包。钟先生喜欢水仙花，那是高雅纯洁的花，在新年春节时候盛开，寓示新生活的开始。(武云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