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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间文学由于其在延安时期对于革命的重要意义，她在新中国成立后被纳入“革命中国”构建的进程，成为文学接驳国家话语的重要场域。民间文学在表层政治权力话语的影响中成为“人民文学”的核心与中坚，但不容忽视的是这一时期民间文学深层运作的理论自觉，在这两者中形成了一定的张力，逐步酝酿并形成了1949-1966年民间文学领域独特的“口头性”话语。 关键词： 国家话语；民间文学；文学实验；口头性 从1939年初开始，延安文艺界开始了长达一年多关于文艺民族化、大众化的讨论，直接影响到国统区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不管是延安还是国统区对于文艺大众化的争鸣，中心都是如何正确对待民间文艺，如何将革命文艺与民间文艺相结合。此后，民间文艺作为艺术作品的革命功能，受到空前未有的重视。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发表的“结论”部分的讲话，在中国思想史和文艺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对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形成也是历史的转折。从那个时期开始，民间文艺学研究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 新中国成立后，延安时期关于民间文艺学的研究思想进一步推广和深化，正如《民间文艺集刊·编后记》所言：“新的民间文艺学研究，今天正在开始。”[①]民间文学被纳入构建“革命中国”[②]的进程，在这方面文学的其他领域已有论述[③]，本文主要论述这一时期民间文学的特性及其发展。 一、民间文学成为文学接驳国家话语的场域 “思想、观念和命题不仅是某种语境的产物，它们也是历史变化或历史语境的构成性力量”。[④]新中国成立后，所有的社会人文科学都逐步处于政治文化的规约中。“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⑤]民间文学由于与大众的天然联系，在大众意识得以实现，并在体制上保障的语境中，她在新中国政治文化语境中承担特殊的角色与功能。 民间文学具有特殊的生活性与功能性。民间文学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它还是民众生活本身，即由参与者的亲自经历而表现出来的真实生活[⑥]，但是作家文学则不同。从延安时期随着文学大众化的推行，对作家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作家也从这一层面积极响应。“在这里，我们强调地主张写作和生活统一的重要性……我们要求着一个作家同时就是一个工人，一个农夫或一个战士，在可能的范围内，我们希望文学和劳动再统一起来，融合起来。我们反对把写作看成特殊工作的倾向，它应该和一切生产部门结合起来叫生产决定着创作，叫创作润泽着生产，一个作家除开他会运用笔杆以外，他还应该运用步枪、手榴弹、锄头或木做的锯斧。”[⑦]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就积极推行新的文学实验，注重文学的大众化，这与左翼文学时期的大众文学不同，其重点在于“大众化”，而不是“化大众”。大众化的要求，需要建构革命文学，其最终愿景为重新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形式。 从30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⑧](以下简称《讲话》)的精神指引下，建构 “新民主主义文学”。毛泽东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⑨]《讲话》中又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以“工农兵”为主体;文艺以马克思列宁的阶级斗争为理论。在《讲话》中，没有明确用“民间文学”这个词。但是，从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农民占劳动阶级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农民的境遇就是中国的境遇，唯有解放农民才能解放中国[⑩]，到左翼作家联盟要求作家和文艺青年关心社会现实，接近劳苦大众，到民间去。毛泽东说“所谓民主主义的内容，在中国，基本上即是农民斗争”，“农民，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即是说，革命的”，[11]可见“新民主主义文学”是为工农兵尤其是为农民的文学。在这样的“新文学”观下，解放区一方面进行“新民主主义文学”的建设，一方面热烈地开展“民间文学运动”，以便“利用这种群众乐于接受的形式，去进行宣传教育”[12]，将民间文学作为宣传、教育、团结群众的工具。这样在延安时期逐步形成与确立以群众为核心的话语，阐述了形式与内容、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普及和提高、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等革命文学的基本思想和理念。民间文艺是民众自我的文学表述，这一文学的特殊性，使得她逐步列于文学的前沿，接驳延安时期所形成的新的知识谱系与话语系统。 “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此外还有什么知识那?没有了。”[13]这是毛泽东“实践论”体系对于知识的重新表述，这一话语的转换，确立了“延安道路”的政治合法性问题。“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14]从延安时期，毛泽东的一套新的话语逐步形成，这“决定性地影响到1949年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其正面作用是在新中国建立后促成了民族独立国家地位的新确立，推动了人民大众对社会主义新国家的政治认同等等。”[15]《讲话》基本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文学领域的话语体系。 周扬从延安时期开始逐步成为文学领域延安话语的阐释者与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发言人。他认为“战争给予新文艺的重要影响之一，是使进步的文艺和落后的乡村进一步接触了，文艺人和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民进一步接触了。抗战给新文艺换了一个环境，新文艺的老巢，随大都市的失去而失去了，广大农村与无数小市镇几乎成了新文艺的现在唯一的环境。……过去的文化中心既已变成了黑暗的地区，现在的问题就是把原来落后的区域变成文化中心，这是抗战情势所加于新文艺的一种责任。”[16]按照王瑶的解释，这一空间的变化：“使广大作者有了一则以忧，一则以喜的发现：一方面，他们亲身感受到了‘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与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普通人民，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之间的严重脱节与隔膜;这对于一直以‘文学启蒙’为己任，现在又急切地要求以文艺为武器，唤起民众，为战争服务的中国作家，无异当头棒喝，并因此而引起痛苦的反思。另一方面，作家们又真实地感受到了中国农民的力量、智慧，特别是他们对新文艺、新思想、新文化的迫切要求，于是，中国农民真正地，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书本上地，成了新文艺的表现与接受对象、以致服务对象。与此同时，作家们还发现了中国农民自己创造的民间艺术、及其内蕴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魅力，而这正是许多新文艺的作者长期忽略与轻视的。唯其如此，对民间艺术的意外发现，就不能不引起新文艺作家们思想上的巨大震动。以上两个方面的发现，都激发起了对‘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进行新的调整与改造的自觉要求：这构成了贯穿于这一时期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以致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的深刻背景与内在动因。对‘五四’新文艺的调整与改造，主要是在两个方面进行的：调整新文艺与传统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化的关系，以促进新文艺进一步的民族化;调整新文艺与农民的关系，以促进新文艺进一步的大众化;这两个方面同样构成了‘民族形式’问题讨论与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目的与要求”。[17]但并不是延续“五四”之后形成的民间文学的学科理念，而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召唤下积极推动民间文学运动，做新话语的践行者与宣传者。新秧歌、新说书等成为了解放区文学，甚至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性形象，“昆明学生表示反对政府，在学校中大扭秧歌。因为政府曾严禁扭秧歌，以为学生扭秧歌，即是‘投共’。”[18] 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其首要任务就是使得全国范围内迅速认可新的现代民族国家，除了政治制度推行外，文学艺术是一个重要推手，民间文学运动在革命时期功勋卓越，新中国成立后它就处于文学的前沿，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以及新的文学话语接驳场域与动力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