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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人民文学”到“人民口头创作”话语 民间文学领域在政治权利话语的运作中重新规约研究范畴与主要研究内容，构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机构，积极响应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语境;同时民间文学领域也逐步形成了深层运作的学术与理论自觉。 1949年7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在北平(今北京)大会师，召开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延安文艺精神的一次宣扬与推广。周扬代表解放区作了《新的人民的文艺》的发言，指出“解放区的文艺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19]，在今后的文艺工作中必须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精神以及新文艺的方向，就是《讲话》所规定的“人民的”方向。他对于文学的核心理念表述的极为清晰，文学领域首先要树立与建构新的人民文学，延安时期的经验已经证明民间文艺在新话语体系中有其特殊性与优越性。什么是新的人民的文艺，民间文学与人民文艺的关系等成为讨论的重要话题。 1950年4月上海北新书局率先出版了蒋祖怡的《中国人民文学史》一书。该书认为：中国社会有两种对立着的文学——“人民的文学”与正统的“廊庙文学”;[20]其中“人民文学”的特质为：口语的、集体创作的、勇于接受新东西、新鲜活泼而又粗俗浑朴，他这四性很显然来自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中关于俗文学六个特征的概括。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指出俗文学的特征为：第一是“大众的”;第二是“无名的集体的创作”;第三是“口传的”;第四是“新鲜的，但是粗鄙的”;第五是“其想像力往往是很奔放的……但也有种种的坏处”;第六是“勇于引进新的东西”。[21]这样的阐释使得劳动人民的口语文学也就是民间文艺列入中国文学的主流或正宗。赵景深在该书序言中称赞它“是以辩证唯物的观点，来叙述中国人民文学源流的尝试”，“是以马列主义为观点，以经济制度和社会生活来解释若干文学史上的问题的”，肯定了它“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高尔基、鲁迅、毛泽东、闻一多、郭沫若等人的说法，正是要打通古今文学的道路，鉴往知来，让我们知道今后应该走人民文学的方向，……比较切合于人民性的。”[22]赵景深认为应该“有一个‘新的民间文学运动’。”他更重视“指导青年们写作民间文艺，所以特别注重民间文艺的内容和技巧(包括音韵)之谈论。”[23]可见他为了努力契合新的人民文艺的要求，不惜改变民间文学的基本宗旨。但是他们的言论迅速遭到了文学界的批评和声讨。1951年6月的《文艺报》上，发表了于彤评论赵景深《民间文学概论》的文章，批评他对“由民间文学加工而成的作品的意义估计不足”[24]。8月，《学习》杂志发表了蔡仪的《评<中国人民文学史>》一文，他认为《中国人民文学史》一书的著者和作序者虽在书里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话，却不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因此，作者也不懂得什么才真正叫做“人民文学”。蔡仪指出，蒋祖怡在书中总结的所谓人民文学的那四个特点，“既没有说到文学的思想内容，也没有表现出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的特色”，只是表现了“一种极端庸俗的形式主义观点”，是把一般所谓的“民间文学”当成了“人民文学”。由于这种形式主义的观点，所以连“杜甫这样的大诗人，在这本书中仅仅是偶然地提到了他的名字”，这是“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一流的变种”。强调人民文学并不等于民间文学。从这个辨证的过程中，可以看到新的民族国家建立后，文学领域的格局处于重构中。民间文学由于在革命时期的功勋使得其在新的格局构建中位置特殊。这时的民间文学思想沿承延安时期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思想，现代民族国家需要用新的意识形态改造和整理民间文学(最典型就是戏曲)，引导大众的审美趣味，规范人们对历史、现实的想象方式，再造民众的社会生活秩序和伦理道德观念，从而塑造出新时代的主体即人民。民间文学的学术发展处于政治权利的话语规约之中，“人民文学”是以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建构为旨归，并未涉及民间文学的学术核心及其学理的合法性。 国家文学领导机构的设置与变动也可看到这一情形。新中国成立之初，通俗文艺受到极大重视。1949年10月15日，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成立，其主体精神承继了太行山根据地通俗文化研究会的理念与思想。赵树理在成立大会上指出：“我们想组织起来这样一个会来发动大家创作，利用或改造旧形式，来表达一些新内容也好，完全创作大众需要的新作品也好，把这些作品打入天桥去，就可以深入到群众中去”，他也认为这是新中国的文艺界的主流，正如他本人所说“如果说还用文坛两个字的话，将来的文坛在这里!”[25]1949年12月22日，通俗文艺组的贾芝等向周扬请示，拟设民间文艺研究会专事各种形式的民间文艺的搜集整理，1950年3月29日成立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已经有了中国文联，周扬同志又成立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不是成立了第二文联了吗?”[26]其背后隐含了文艺界以及领导阶层对于新中国文艺主体与内涵的理解，也彰显了他们对新的民族国家文艺样式的理解与诠释。这些问题的核心与关键就是新的人民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无论是作家文学领域还是民间文学领域对此都极为关注，经过学人的讨论[27]，理清了民间文学不能等同于人民文学，但是民间文学在新的民族国家的显赫位置不容置疑，民间文学在新的政治语境中构建新的学术话语，在一定意义上也影响着新的文学样式以及塑造着新时代的“人民”。民间文学顺应着政治权利话语的表述，但是其深层对于自身学科合理性的构建也在积极地推进。 新中国初期，民间文学除了延安时期的文学经验支撑外，主要就是吸纳与引入苏联的文艺理论。“仅从1949年10月到1958年12月，我国翻译出版的苏联(包括俄国)文学艺术作品3526种，占这个时期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艺术作品总数的65.8%之多;总印数8200.5万册，占整个外国文学译本总印数74.4% 之多。”[28]而民间文学亦如此。新中国成立之初就翻译并引进了《苏联口头文学概论》[29]、《苏联人民创作引论》[30]等大量相关著作与理论，大家普遍认为“苏联学术界是今天世界学术界的一座灯塔。它用炫目的强光照射着前进的学者们的航路。”[31]“马克思、恩格斯虽不是专门的民间文艺或民族学研究者，但他们在民间文学领域中的学识的渊博和见解的卓越与正确，实为任何专门从事研究的学者所歆羡。”[32] 民间文学领域根据苏联的口头文艺创作理论引入关键词与核心理念——“人民口头创作”[33]，民间文学逐步脱离人民文学宏观的“人民性”话语，伴随着自身的理论自觉，逐步将研究中心置于“口头性”话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