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新青年：周波，男，河南信阳人，中山大学中文系民俗学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信阳师范学院。研究领域为民俗学、地方社会、移民研究。推介语：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美国民俗学拥有大量与移民-族裔及其民俗传统有关的研究成果。该文在针对美国民俗学的移民研究进行细致梳理、辨析，从中汲取对中国民俗学进行移民研究的养分，颇有现实意义。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城市和乡村都发生着非常普遍的人口流动现象，如王铭铭所说，“中国的很多地方，‘被土地束缚’的‘农民’仅为当地人口的少数”。其实，这种人口流动在近代以来就在频繁地发生。移民研究是了解近现代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角度，很多学科都积极参与其中并贡献了大量的成果，然而中国民俗学的移民研究却起步较晚，发展比较薄弱。 笔者通过对美国民俗学者成果的阅读，发现美国民俗学格外重视对移民的研究。然而，目前中国民俗学在大量引介美国民俗学的研究成果时，不约而同地忽略了美国民俗学的移民研究领域，更不用说对其丰富多样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了。可以说，对包括美国民俗学在内的国际民俗学的移民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不熟悉是中国民俗学的移民研究踟蹰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美国长时期的移民潮，在美国民俗学史上，移民研究成为美国民俗学的主流之一，这也是美国民俗学异于其他国家的民俗学之处。接下来笔者将对美国民俗学的移民研究学术史进行梳理，并试谈其对于中国民俗学的启示。 一、早期美国民俗学的移民研究：遗留物与口头传统 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开始，美洲大陆尤其是美国从未停止过移民的迁徙。在美国，除了印第安人之外的其它群体绝大部分都是由移民及其后裔所构成的。除了美国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对移民-族裔（多尔逊采用美国历史学家的普遍用法，将ethnic指代移民的后代，笔者则将其译为族裔。）的研究有大量贡献之外，美国民俗学也成绩斐然，成为美国移民研究领域不可忽略的思想来源之一。 1888年，美国民俗学会（The American Folklore Society）及其会刊（The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被创立。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的威廉姆·纽厄尔(William W.Newell)在会刊中要求搜集美国现存的快速消失的民俗，包括英国移民的民俗，美国南部的黑人，印第安人部落，法属加拿大，墨西哥等地的民俗。纽厄尔的倡议开启了美国民俗学的早期研究。 英国移民作为较早到达北美的殖民者，在与印第安人和其他移民群体的斗争中占据上风，并在独立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在心理上产生了相对的优越感，视黑人、欧洲移民（英国移民之外的）等群体为移民。身为移民后裔的学者们在研究中也将盎格鲁-萨克逊移民民俗作为美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在学术分类中也没有出现英裔美国人这一类别，这种中心-边缘之分也反映到“熔炉论”、“盎格鲁遵从论”、“同化论”等移民理论之中，其他移民群体的民俗长期被视为被同化的对象。 同样身为美国民俗学会创建人之一的博厄斯(Fanz Boas)对美国民俗学有着重要影响，他将民俗学视为美国人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和资料来源，而民俗学在早期发展历程中也表现出浓厚的人类学倾向。美国民俗学者在像人类学者一样关注印第安人部落、因纽特人、波利尼西亚人等群体的民俗与神话的同时，在早期研究中也有部分民俗学者试图理解英国民俗之外的移民民俗，如斯图尔德·库林(Stewart Culin)认为应将中国移民的民俗观念作为美国民俗研究的一部分，并对中国人的风俗、秘密社会、社会组织等民俗进行了详细的观察。此外，民俗学者对来自欧洲、亚洲等移民群体的民俗遗留进行了大量搜集，充分发挥了民俗学的资料学功能，为民俗学的移民研究奠定了基础。 经过长期的积累之后，二战以后的移民潮刺激北美的民俗学者投入更多的精力到移民及其民俗传统的研究之中，美国民俗学的领军人物理查德·默瑟·多尔逊（Richard Mercer Dorson）对美国民俗学的中后期发展贡献良多。多尔逊早期的思想并未摆脱遗留物思维，他在50年代初强调民俗学家应记录被美国环境改变和处于衰退的移民民俗传统，并以身作则进行了搜集。 在《美国民俗学》（1959）一书中，多尔逊将移民民俗作为美国民俗的重要类别，并指出民俗学的移民民俗研究所面临的几个严肃的问题： “当欧洲人和亚洲人定居美国，学习了新的语言与新的方式后，他们所继承的传统发生了什么变化？多少旧俗被保留并传给他们的孩子？故国信仰在美国的自然情境下，什么部分被抛弃了，什么（文化）侵入发生了，它产生了什么样的适应？” 这些问题都是多尔逊对移民民俗研究的重要反思，但他在文中并没有直接作出回答。斯蒂芬·斯特恩（Stephen Stern）批评道，多尔逊仍然将旧俗（old lore）视为反映了移民的遗产和构成了“传统的”族裔行为的状态。多尔逊将新环境对移民民俗的影响称作“入侵（intrusion）”，这本身反映了多尔逊潜意识里对移民民俗变迁的不适应。这种批评所针对的其实不是多尔逊一个人的问题，在文化变迁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大部分的民俗学者一方面不得不去记录这种变化，另一方面对遗留物的偏好使得其仍不适应新的变迁对研究对象所带来的影响。 在美国民俗学早期阶段，口头传统是美国民俗学者重点搜集的材料。不可避免的是，移民代际更替与移民社会所发生的文化互动改变着移民-族裔民俗，也逐渐刺激着民俗学者的学术思想和民俗学学科倾向的转变。艾利·凯嘉·康格斯（Elli Kaija Kongas）在1959年对美国佛蒙特州的一个只有三百余人的芬兰移民群体的口头传统进行了考察，提出了“移民民俗是遗留物还是活的传统”的疑问。康格斯有意调查芬兰移民民俗，但最初其拘泥于民俗学所强调的民俗是集体性的事象，所以不太愿意去采访自己的访谈对象芬妮·尤尔瓦（Fannie Jurva），但真正接触了访谈对象后，因为康格斯曾有过在芬兰搜集民间文学的经历，尤尔瓦的讲述反而引起了康格斯对移民原居地与现居地传承人的民间故事讲述的比较研究。身为移民的尤尔瓦已很久不与芬兰本土人联系，并且也很久不讲故事了，但芬兰广为流传的传统形式的敌人故事（enemy tales）、宝藏故事（treasure tales）等仍是她的拿手好戏。尤尔瓦的故事讲得和在芬兰所遇到的访谈人一样好，但尤尔瓦在用芬兰语讲部分故事的时候已不自觉地混用了一些英语词语。 通过将尤尔瓦与芬兰本土访谈对象所讲述的文本的比较，康格斯惊讶地发现，在原居地的故事已发生变化的时候，尤尔瓦仍保存着较古老的异文。这时，康格斯不禁思考在没有持续的重述和互动情况下，传统如何保持生命力的问题。康格斯认为尤尔瓦的例子说明了民俗确实是遗留物，它在失去原有功能的情况下可以继续保存一段时间。康格斯最后的结论将民俗看作遗留物，但其将民俗只理解为口述传统是狭隘的，而且将语言的放弃视为对民俗的放弃的看法也不正确，因为其并未看到民俗携带者的能动性创造。尤尔瓦虽然保留着芬兰较老的异文，但讲述中英语词汇的掺杂已暗示了移民传统与现居地因素的互渗，所以康格斯所搜集的其实并非“纯粹的”遗留物。 康格斯关于“移民民俗是遗留物还是活的传统”的疑问确实是许多有着丰富田野经历的民俗学者的疑问，回答也因人而异。琳达·戴格（Linda Dégh）曾批评美国民俗学者在移民民俗研究中过于纠结所看到的民俗现象是遗留物还是活的传统，并未意识到传播到美国的移民民俗不是故国或新国家的真正表象，而是经过了某种程度上被异化的民俗。 因此，民俗学者更多的时候像一个矛盾体，在旧传统与新传统之间徘徊。随着时代的发展，研究者认识的深入，美国民俗学的移民研究逐渐发生了转向。从50年代后期开始，研究者已认识到移民不仅带来了其故乡的民俗，移民及其后裔也为美国新民俗的生成做出了贡献。以多尔逊为首的民俗学者在面对美国社会的高速发展和传统民俗材料岌岌可危的局面时，强调将美国的民俗材料放在美国独特的历史经验中去解读，而非套用其它学科的理论或只是不加分析地收集。 在美国民俗学早期发展阶段，民俗学所普遍具有的对于旧俗的偏好使得早期美国移民民俗学研究侧重点是以遗留物范式为核心，主要注重于对以口头传统和传统的移民民俗事项为主的搜集与研究，这就使得相关研究大多只是在进行量的积累。此外，民俗学的从业队伍由比较民俗学家、文化人类学家、民歌和民间音乐专家、专门的辩护人、地方搜集者、文学历史学家、作家组成，能力参差不齐。直到二战后，民俗学逐渐发展成为独立学科，这种情况才大为改观。但美国早期移民研究仍不容否定。而且其对旧俗的偏好也是国际民俗学曾普遍具有的倾向，所以这是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