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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国民俗学移民研究的启发 美国移民民俗学的发展在学术范式上经历了以民俗为资料到以民俗为方法的历程，即从仅仅为其他学科提供了民俗学的材料到移民-族裔及其民俗成为民俗学学科发展的重要刺激。当对美国移民民俗学的成就有所了解后，我们不禁自问：中国民俗学应该如何进行移民研究呢？ 中国民俗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已经开始涉足移民研究领域。在已有研究中，中国民俗学除了比较侧重于由于近代大规模移民运动而形成的国内移民民俗及移民村落的研究外，部分研究涉及历史较久的海外华人社群，此外也有少量现代社会的水库移民的民俗、农民工的民俗、新华侨华人群体的研究，基本上还处于量的积累阶段。 在研究的角度方面，中国民俗学者或者进行民俗比较，或对移民村落民俗的生成即移民民俗与迁入地民俗融合的研究。也有极少数学者将移民本身作为核心关注点，如卫才华借助社会记忆理论来还原移民的民俗生活和社会融入过程。移民研究的不同研究倾向基本上是中国民俗学学术历程的缩影，它们的区分在于关注“民”还是“俗”。移民研究与民俗学的村落研究的内容并无二致，如将地名、族谱、节日习俗、民间艺术、行为习惯、民俗语言、传说、故事、歌谣等作为移民民俗的研究范围。因此中国民俗学的移民研究仍在村落研究范式下进行，未能形成自身的研究特色。 中国民俗学者长期以来将村落作为重要的传承空间，所进行的移民研究也不自觉地被视为村落研究的一个方面。近现代以来，村落发生着巨大的变迁，仲富兰认为自晚清以来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近代农村人口的流动颠覆了中国农民安土重迁的习性，流动带来了对农村习俗的挑战，推动了农村习俗的变革。乡土社会发生变迁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于流动，民俗学者大多比较清楚在流动中乡土社会中发生过什么，正在发生着什么，也纠结于由于社会环境的变迁而发生着的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危机，却不太熟悉从乡土中走出的民众及其所携带的民俗传统在异地发生着什么，相反选择了忽视它或认为不属于民俗学关注的范围，这就使移民研究受到以村落为中心的研究偏好束缚而始终无法进一步突破。 中国民俗学若想在移民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和更多建树，首先需要有一个认识的转向。笔者认为，当村落发生巨变的时候，民俗学的研究应随着研究对象的流动而发生转向，不能再把全部精力放在乡村中国的民众及其民俗传统上。中国民俗学十分重视乡土之民的研究，但乡土之民与流动之民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安土重迁与背井离乡也从来都不是一对矛盾的观念与行为，背井离乡只能说明民众对于好日子的向往，在异地安定下来之后，他们与当地社会发生了更多的情感连接，尽管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但他们仍然是安土重迁的，只不过这时的安土重迁是安于新的家乡。故民俗学研究移民，其实也是在考察流变的乡土性，萧凤霞就认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的一亿两千万的流动人口“是带着最本地化的经验去流动的，还是内卷的（involuted)”。 从事移民研究，不是另起炉灶，而是与中国民俗学已有的成果进行对话。但这种对话需要警惕已有研究所形成的思维惯性，因此以美国民俗学为一面镜子来反观自身是必要的。当然，通过对美国民俗学的移民研究的梳理，笔者认为，美国民俗学在理论方法论的特色与缺陷亦是中国民俗学所可能具有的。因此在借鉴的同时也应熟知美国民俗学的移民研究的不足，如在美国民俗学者的民族志调查中，他们虽然全面关注了移民（immigrant）-过渡（transition）-族裔（ethnic）三个阶段，但在移民跨越空间与社会文化的边界进入他者的世界，直至完成最终的融合之间的过渡阶段，还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 在跨越边界进入他者世界，即进入过渡阶段的过程中，发生着民俗群体之间文化模式的传播、碰撞、创造和移民流动经验的分享、传承等。移民的民俗与流动经验中，除了我们所熟知的反映民众日常生活、世界观、精神状态等方面的内容外，还有大量被研究者所有意或无意中忽略的东西，比如污名就是其中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在尽可能地知己知彼的情况下，中国民俗学者仍需要在更多的田野调查中去解释中国社会的流动所带来的冲击，也要通过对移民及其民俗传统的研究去推动中国民俗学的发展。 总之，对于中国民俗学来说，移民研究与民俗学的当下转型密切相关。在面对近现代以来民众大量离村的现实时，民俗学在立足本学科优势的基础上，积极借鉴美国民俗学在内的世界民俗学的移民研究成就，更多地关注移民及其民俗传统，既是对于中国社会流动现实的回应，也会对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发展提供一条新的思路。 （本文刊于《西北民族研究》2017年第2期；推文与原刊略有出入，注释请参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