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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日本民俗学中展开的对政治性的批判 如果以这样的民俗以及对它进行研究的民俗学的政治性为前提的话，把民俗看成是来自过去的连绵不断的文化进行本质主义的研究，把其价值当做先天的东西来认识，很显然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不仅仅限于日本的民俗学，世界上有很多国家的民俗学，一直以来都是从本质主义的视角来看待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即便至今也是如此。从以超时代继承下来这种假设为前提的文化中抽出本国、本民族的特征以及本质的思考方法，究竟只是虚构而已。特别是在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背景之下，从其用语以及价值的成立来看，是与现代的全球化政治性状态不可分的。现在，由于以保护为名的对民俗进行改变的运动正在不断地被推进之中，如此轻松般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探究本国文化的本质和精髓，并对它进行高度地评价等等已经变得不可能了。因为觉醒于像这样的学问的政治性，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伴随着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对本质主义批判的高涨，呈现了重新审视一直以来的文化保护政策及其与之相关状态的研究动向。 20世纪后半期从对本质主义的批判开始，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文学等各类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可以看到出现了建构主义（constructionism或constructivism）研究的范式（paradigm，日语为方法论）转换。所谓建构主义就是这样的一种思考方法：在社会中被当成是现实的东西并不是自然的或者是客观的实际存在，而是被社会的、认知的、意识的创造出来的建构物。例如，彼得•伯特（Peter Ludwig Berger）和托马斯•卢克曼（Thomas Luckmann）在1966年出版的著作《现实的社会构建——论知识社会学》(27) 中，明确阐明了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种种现象和知识是被社会所建构的、为共同体所共有的常识化的东西。如果立足于这样的思考方法，那么“传统”、“民俗”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都是社会的建构物，对接受它们的人们来说虽然作为当然的东西被认知，但实际上它们只不过是受到来自外在的社会的影响，被人为地想像出来和创造出来的东西而已。也就是说，“传统”、“民俗”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具有连接过去的连绵的以及本质的意义，并不是存在于现在的我们之前的东西，其意义是被围绕着我们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所建构出来的。 20世纪后半期是批判本质主义的论调得以高涨的时代，E. 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和T. 兰格（Terence Ranger）的“传统的发明（Invention of Tradition）”论认为：为人们所相信的好像是从遥远的往昔连绵不断地被继承下来的、同时又被人们如此述说的“传统”，实际上是在近代被人为地创造出来的，对民族主义以及帝国主义的生成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 Gorman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论，则把国家（nation）作为一种image，认为它是被想像出来的政治共同体。这些源流不同的建构主义的思想，也都可以被认为是对本质主义的一种批判。在这些论调开始出现的时期，在民俗学中也展开了同样的来自建构主义对本质主义的批判。其具代表性观点的，就是主要在德国民俗学中展开的民俗学主义（德语为Folklorismus，英语为Folklorism）。 就像上文所说的那样，德国民俗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以及战争中期为纳粹德国的国策所笼络，积极地与政治发生了关系。因为对这种现象的反省，引起了对民俗学的政治性进行自我批判，并着手于新的民俗学的再建构。在这个过程中，根据汉斯•莫塞尔（Hans Moser）和海尔曼•鲍辛格尔（Hermann Bausinger）等学者的研究，提出并发展了关注民俗观光化等经济性利用或者政治性利用等现象的民俗学主义的思想。这就是“某些民俗的文化事象在根植于这些民俗的地方之外，具有了新的功能，并且为了新的目的而进行的现象”，对于一直以来只是发现过去的价值和意义的民俗，提示了一种新的理解的侧面。 民俗学主义这样地看待民俗的方法，由研究欧洲民族学的河野真向日本进行了介绍，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也对日本民俗学带来了影响。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民俗在各方面都受到了政治的、经济的以及社会的影响，如果不理解围绕着民俗的外在的状况，要理解民俗那是不可能的。这虽然是难以改变的事实，但在日本这样的观点得以稳固已是进入本世纪以后的事情。正如在上文已经提到的那样，日本民俗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促使政治性觉醒的时期还没有成熟起来，对这之前的参与国策并没有自觉地认识，作为一门学科没有能够敏感地对待政治性问题。如果以同一时代来看，与曾经对国策作出明显贡献的日本的国史学（日本历史学）形成鲜明的对照，在战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曾经席卷了整个日本历史学界。所以，本质主义的民俗观长时期在日本民俗学界被继承下来，即使现在也没有得到完全的肃清。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于在上文中已经提到过的那些文化政策，很多民俗学者参与其中的事实反映了一种无清醒认识以及无批判态度的状态。 针对这样的现状，把民俗学主义这个视角作为武器尝试展开批判的研究者的代表是岩本通弥。岩本通弥是上世纪80年代对日本的都市民俗学的兴盛作出贡献的研究者，自当初以来，针对偏重于以农村的过去为研究对象的日本民俗学，他采取了批判的立场。岩本通弥的都市研究并不仅仅只是把田野扩大到都市而已，在并非是过去而是以现代这个时代作为审视标的这一点上，与当时的民俗学者分道而驰。而且，根据当时所接受的德国民俗学的影响，最近几年以来，岩本通弥以德国民俗学式的日本民俗学的再建构为目标，以求实现民俗学向生活学、经验主义的文化学的转换。 虽然在岩本通弥之前有来自河野真等的介绍，但在民俗学的舞台上民俗学主义这个概念一直没有得到正面的讨论，对此，岩本通弥在日本民俗学中开展了使这个概念常识化的工作。比如，2003年在日本民俗学会的会刊《日本民俗学》236号编辑了“民俗学主义特集”，岩本通弥作为组织者发挥了核心的作用。几乎在同一时期，在日本民俗学会中设立了“民俗学与文化资源的特别委员会”，依靠会员实施了有关各地民俗学主义状况的调查，其执行委员即由岩本通弥担任。 《日本民俗学》236号作为综观民俗学主义的论文集，对日本民俗学来说具有重要的学说史意义。在此论文集中，揭示了大量的被商品化的民俗、被政治性利用的民俗以及因为宣传媒体而变容的民俗，对日本的民俗学者理解民俗学主义的实际状态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通过分析这些日本民俗学中的民俗学主义现象，岩本通弥特别关注于政治性的民俗利用以及所引发的问题，以谈锋锐利的笔调反复对文化政策展开批判(28)。如以岩本通弥在论文集中刊载的一篇论文(29) 为例，他指出现在在日本发生的来自外部力量的文化财行政组织的压力是造成民俗观光开发的原因，并揭示了这种行为甚至是背离地方社会实际的与国家的政治利用相结合的结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