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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派民俗学者就像以上所说的那样，不仅仅是作为第三者以观察者的立场与地方的民俗发生关系，还必须意识到自己是介入（intervention）地方的一种存在，而且，应当对这样的介入进行有意图的实践。比如说，在日本大都以第三者式的关联为主：对文化保护政策的批判是在相去甚远的场景下展开，或者相反的是在毫无清醒认识的基础上拥护文化保护政策。为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地深入下去，把“文化的仲介行为（cultural brokerage）”意识化，有必要形成在地方上进行实践的相关关系。 当然，这并不是说民俗学者单纯地与现实场景中的文化发生接触，并进行活用就是一件好事了。如果作为一个民俗学者不具备形成实践前提的规范的实践思想，民俗学者在地方上的实践就如同那些无清醒认识地参与文化保护政策的民俗学者的实践那样，将不可能产生对地方上的文化和居民来说具有可喜意义的结果。为此，民俗学者在地方进行实践活动之际，首先必须奠定根植于地方规范的思想。当然，这样的实践不是为了我们学者而进行的，也不是为了行政组织等公共部门而进行的，它应该是为了生活在地方上的、长期以来承担这个文化的人们而实行的。也就是说，这种实践活动，应当是在以重视地方为目的的地方主义以及以重视生活者为目的的生活者主义这些实践思想的基础上而展开。在奠定这样的实践思想的过程中，对于我们具有极大参考价值的是“生活环境主义”。 生活环境主义是促使日本环境社会学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理论，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由嘉田由纪子（环境社会学家，现为滋贺县知事）和鸟越皓之（环境社会学家、环境民俗学家）等环境社会学家提倡的思想，是把环境问题放置于地方居民的生活场景中进行分析，并寻求其解决方法的观点(32)。其要义就是探究地方社会内在的理念，确立尊重这种理念之立场的“宽松的意识形态”(33)。应用生活环境主义的思想展开的研究，其目的不是为了研究者，而是为了解决居住者的生活问题。基于这种内在理念的生活环境主义的重要目标，就在于作为运动的实践意义。 把生活环境主义以“生活文化主义”的形式来表述也是可能的。如果立足于这样的观点，对于地方的文化最为熟知的、并且对其文化的生成以及维持最具密切关系的是在那里生活的居民，因此，在把文化进行保护或者进行活用的时候，我们必须把地方居民的知识、想法、价值观以及利害关系作为最主要的内容加以尊重。为了在地方文化与地方内外的人们的活动之间保持一种平衡，这种观点和方法是必不可少的，并且，作为开展文化的保护以及活用的主体，事实上也要求我们对地方居民具有足够的重视。在具备这样的生活文化主义的思想的前提下，在今后，民俗学者应当积极地参与到文化保护政策的实践之中。 一直以来，在有关民俗的现实场景中混同存在着以下几类研究者：虽然关注民俗其本身但并不关心地方民众的“文化至上主义者”、不加批判地推进文化保护政策的“文化保护主义者”、或者不顾及地方民众的利害而活用文化的“文化开发主义者”、还有对文化保护政策进行批判却只是隔靴搔痒的“民俗学主义批判者”等等。在今后，不仅要清醒地意识到文化保护政策的政治性威胁，另一方面，也要在认识到这样的态势向地方社会渗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的同时，对地方的生活者作为保护和活用文化的合法性存在加以尊重，在尊重他们所拥有的价值的基础上，这一类民俗学者将是不可或缺的：这就是直接从事地方文化的保护和活用之实践活动的民俗学者——公共民俗学者。 当然，“地方居民或者民众究竟是谁”这个关乎“文化的所有”的问题、“地方居民或者民众是否都具有相同的观点”这个关乎“人们的价值多样性”的问题、“地方居民或者民众之中到底谁拥有发言权”这个关乎“地方居民或者民众的代表性”的问题、还有“民俗学者的参与会带来地方文化的变化”这个关乎“不可避免的民俗的变容”的问题等等之类，在实践面前不可能简单地加以解决的课题堆积如山。但是，正因为是凭借田野调查对地方社会具有深入了解的民俗学者，才有可能理解地方民众对于地方文化的想法和价值观，才能够把他们的想法和价值观向地方内外的社会进行广泛地传播。对这些难题进行挑战，建立新的公共民俗学，可以说是现在的民俗学者的使命。在地方社会中运用生活文化主义开展直接的实践活动，是被今天的民俗学所期待的第三条道路。 注释： ① Kamenetsky, Christa.“Folklore as a Political Tool in Nazi Germany.”In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85, 1972, P.221-235. —“The German Folklore Revival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Herder's Theory of Naturpoesis.”In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6/4, 1973, P.836-848. —“Folktale and Ideology in the Third Reich.”In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90, 1977, P.168-178. Wilson, William A.“Herder, Folklore and Romantic Nationalism.”In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6/4, 1973, P.819-835. ② 河野眞，《ドィッ民俗とナチズム》，東京：創土社，2005年。 ③ Dorson, Richard M. Fakelore and Folklo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 Herzfeld, Michael, Ours Once More: Folklore, Ideology,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Greec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2. Handler, Richard and Linnekin, Jocelyn,“Tradition, Genuine or Spurious.”In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97, 1984, P.273-290. Abrahams, Roger D.“Rough Sincerities: William Wells Newell and the Discovery of Folklore in Late-19th Century America.”In Folk Roots, New Roots: Folklore in American Life, eds., Jane S. Becket and Barbara Franco, 61-75. Lexington, Mass.: Museum of Our National Heritage. 1988. Becker, Jane S.“Revealing Traditions: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Community in America, 1888-1988.”In Folk Roots, New Roots: Folklore in American Life, eds., Jane S. Becker and Barbara Franco, 19-60. Lexington, Mass.: Museum Of Our National Heritage. 1988. Kirshenblatt-Gimblett, Barbara,“Mistaken Dichotomies.”In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01, 1988, P.140-15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