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倡立一新学科中国现代民俗学的鼓吹、经营与中落》 施爱东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年2月出版 学术史应该怎么写?不同的学术史家一定会有不同的回答。我们无法回到历史本身，只能依据已有的资料，在各自的想象中重构历史。重构的思路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既有材料的性质和学术史家的理论偏好。 如果一个学术史家手上只有一堆学术论著，他就只能从文本分析入手;如果他手上掌握了一批当事人的学术日记，他会更愿意从学术关系入手。当材料不够用的时候，他会把有限的文本掰碎了，捻细了，条分缕析地用;当材料丰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就得划定边界，详加辨析，择善而从。 同样，一个固守着传统史学范式的学术史家与一个受到了后现代史学影响的学术史家，即使面对相同的材料，也一定会写出很不相同的学术史。 不过，本书并不是广义的“学术史”，而是狭义的“学科史”，也即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学科建构史，因此有必要对学科史的边界和材料做些说明。 §1.学科史的边界 后人梳理前人的学术史，总是以当代的学术概念和学术理想为标准，顺藤摸瓜去追寻那些符合当代标准的“雏形”，借以描述从过去到现在的学术历程。所以说，许多学术史上的“名家名作”以及“有意义的学术事件”其实都是被追认的结果。 “民俗学”是个不断被界定的概念。早期的民俗学是从歌谣的搜集和整理工作起步的，后来逐渐扩展到了风俗调查，再后来，随着顾颉刚“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概念的提出，民俗学的对象再次扩张到了“三个方面”，即风俗方面、宗教方面、文艺方面。如此不断扩张，当代民俗学的对象范围则更加广阔无垠，包括了物质生产民俗、物质生活民俗、社会组织民俗、岁时节日民俗、人生仪礼、民俗信仰、民间科学技术、民间口头文学、民间语言、民间艺术、民间游戏娱乐等方方面面。 相应的，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学术框架，也是一个不断建构的动态框架。因此，能够置入这个框架的民俗学成果也是一个动态的排列组合。拿一个后期的框架来套置前期的成果，显然不是学科史应有的做法，因此，许多被今天的民俗学史家追认的早期民俗学成果，没有被本书述及，也就不奇怪了。 既然民俗学是一个不断扩张其对象范围的学科，那么，每一次扩张，都会有一些游散的著述“被民俗学”。比如，奉宽写作《妙峰山琐记》的时候，对民俗学了无关心，即使没有民俗学的兴起，《妙峰山琐记》照样也会以“山川志”或者“风土志”的名义被出版。但是，顾颉刚偶然地在容庚的书架上看到了这部书稿，“惊奇世上竟有这样一本正式研究妙峰山的著作”，马上拍板，把它纳入到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丛书当中，于是，它有幸成为了民俗学科的奠基性著作之一。 更多的类似著述并没有被顾颉刚看到，它们照样以其他方式出版、发行。如果我们以今天的民俗学概念来反观民国时期的文人著述，就会发现，各类“民俗学著作”多如牛毛。如果我们把这些著述全都纳入学科史的讨论范围，那么，光是钩沉遗珠的工作，就是一项极其浩大的工程。 因此，我们必须首先将本书的讨论范围限定在“学科史”的边界之内。一项学术成果能否成为本书的讨论对象，主要不在于该成果自身的学术价值，而在于该成果是否参与了学科史的构建。这里所谓的“参与”，是指当时就被认为与民俗学的学科建设相关，而不是以今天的标准进行重新认定。比如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了近40种署名“林兰”编辑的民间故事集，用今天的眼光看来，这些故事集是我们民俗研究的宝贵资料，可是，当时出版这些故事集却只是一种商业行为，编辑者和出版者并没有借用民俗学的旗帜，民俗学者也没把它当做民俗学的成果，读者更没有意识到读读故事书就是学习民俗学。尽管这些故事书今天已经成为我们民俗学者的研究对象，但我们不认为它们参与了当年的民俗学学科建设，因此必须将它们排斥在本书边界之外，不予讨论。 相反，许多地方知识分子，主动写信向中山大学民俗学会要求准许其设立地方分会，虽然他们所做的工作成绩远不如林兰，但由于他们的支持和参与，壮大了民俗学会的声势，扩张了民俗学会的势力，成为民俗学会不断向官方争取学科地位的舆论资源，参与了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因此，本书将这些事件纳入到了边界之内。 另外，对于那些曾经影响了早期民俗学者学术理念的外围著述，我们也一并纳入本书边界加以讨论，如意大利人韦大列的《北京的歌谣》。虽然韦氏写作此书的初衷与民俗学并无半点瓜葛，但该书的出版大大刺激了早期歌谣研究会诸同人，成为加速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的催化剂。因此我们认为，《北京的歌谣》催动了民俗学学科倡立之进程。 相反，如果一本民俗学著作在它出版的当时就没有多少读者，也没有引起学界同人的注意，既没有人引述，也没有人提及，站在今天的学术高度也看不出有什么前瞻性价值，那么，这本学术著作是否还具有“学科史”的意义，也就值得怀疑了。正是基于这种评判标准，我们没有必要去钩沉打捞那些本来就未曾浮出水面的民俗学旧著。 学术发展是带有很多偶然性的，曾经发生过的许多事，也许对后世影响并不大，慢慢地就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了。历史如果只是从后叙的角度来看，许多事件即使“发生”也如同“未发生”，一些失败的英雄或许就永远消失在后人的视野中。 这种处理方式对于许多未能卷入学术中心的民俗学者来说，是不公平的。但是，作为“学科史”而不是“纪念册”，本书必须有清晰的边界。作者必须不断提醒自己毋须负责为那些失败的英雄重塑金身，并努力说服自己放弃许多难得的一手材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