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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史的书写，处处都是陷阱。从材料中，我们只能看到事件的前后顺序，很难看到事件的因果关系。可是，如果学术史只是排列一下事件的次序，就会变成一部单纯的编年史或大事记，成为一排僵硬的雕塑，而不是脉动的河流。于是，我们不得不从材料中钩沉、焊接各种因果关系，在关系中勾勒人物，在关系中凸显传承。可是，历史叙述一旦涉及因果关系，就会变得如履薄冰。 比如，述及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在1930年的中落时，本书初稿原本是这样表述的：“10月，语史所接到校长公函，谓因‘经费支绌，暂时停办语史所’，该所代主任商承祚因此愤而辞职。”此中“因此”“愤而”“辞职”三个词，每一个词都是有根据的：首先是商承祚在《我的大半生》中曾说：自从他接替顾颉刚担任语史所代主任之后，就有一批人专门跟他作对，不断制造矛盾，使他无法工作，他觉得在中山大学呆着没什么意思，于是将这些情况告诉顾颉刚，主动表示要离开中山大学;其次是语史所档案记载了“12月，商承祚辞代主任职”。 可是，笔者在读到商承祚父亲商衍鎏1930年8月15日和9月15日日记之后，对于“因此”和“辞职”两个词就不再有把握了。商衍鎏在日记中说，由于商承祚和他的上司文科主任刘奇峰闹矛盾，1930年下学期开学之前，刘奇峰故意扣下了商承祚的聘书，虽然戴季陶和朱家骅都表示愿意挽留商承祚，但招架不住刘奇峰的坚决抵制，以至于商承祚没法继续在中山大学工作。 8月份就扣发了商承祚的聘书，10月份停办语史所，可商承祚直到12月才正式离职。可见语史所停办与商承祚辞职并不具备前因后果的关系，这样，“因此”两字就不能用了。而且，商承祚似乎并没有做好离职的准备工作，否则就不会将8月的愤怒拖延到12月了结，商承祚的辞职其实是一次“被”辞职，这样，“辞职”两字也不准确了。 考虑再三，笔者只好将这段话重新表述为：“10月，语史所接校长函，谓因‘经费支绌，暂时停办语史所’;大约与此同时，语史所代主任商承祚也离职北上。”删掉了“因此”和“愤而”，就等于掐断了因果链条。失去了因果关联，这些文字就变得干巴巴没一点血肉了。这大概也正是王国维所说的：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 我们完全可以预期，只要有更多直接材料的出现，就一定还会有更多“可爱”的叙述需要进一步矫正。 在学术史写作中，史料的搜集和通读是第一重要的要素。如果没有足够的史料，就只能尽可能节制叙述，尤其要注意杜绝“想当然”。一般来说，合情合理的想当然总是富有情趣和感染力的，但学术史毕竟不是文学作品，宁不可爱，勿不可信。 张竞生是以提倡“性学”闻名的一位文化奇人，曾经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还曾担任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主席，而顾颉刚等人曾是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的成员，江中孝在《张竞生文集》(1998年)序言中，想当然地以为“张竞生培养了顾颉刚、容肇祖、郑宾于、常惠等民俗学界中坚”。过了10年，到了张培忠写作《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2008年)时，这份“学生”名单又被“层累造史”地进一步扩大：“张竞生悉心培养了顾颉刚、容肇祖、郑宾于、常惠、台静农、钟敬文、沈作乾等一大批杰出的风俗调查事务员，正是这批人，日后成了中国现代民俗学界的中坚力量。”众所周知，上面提到的这些人，无论从思想上还是学术上，基本上都没有受到过张竞生的什么影响，更谈不上由张竞生培养，相反，常惠不仅对张竞生的许多提议颇不以为然，他所主编的《歌谣》周刊甚至有意拒刊张竞生及其风俗调查会的相关信息，而钟敬文更是从未与张竞生有过任何联系。 《张竞生传》在提到张竞生风俗调查方面的贡献时，不仅把顾颉刚等人算做张竞生的学生，还花了两千余字把顾颉刚等人妙峰山香会调查的杰出成绩全算在“张竞生的直接主持下”。作者显然没有看过顾颉刚给奉宽《妙峰山琐记》所写的序言，序言中清清楚楚地交代了顾颉刚1925年妙峰山香会调查的前因后果，可说与张竞生毫无关系。 本书“导读”结尾处，再加三点说明。 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本书拟用“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叙述方式，区分不同话题，分头叙述。同一事件在不同话题中被述及时，则采用“互见法”，以某一话题中的叙述为详，其余为略。 本书企图勾勒部分早期民俗学者的个性特征，尽量还原他们所处的学术生态，通过历史书写，指出学者的个性特征对于其学术事业的可能影响。可事实上，这一企图不仅不可能实现，反而可能导致叙述过于琐碎、冗长。也确实曾有朋友对此提出过批评。笔者完全接受这些批评。叙述不节制，篇幅过长，皆因作者驾驭史料的能力弱。 笔者本想尽量减少直接引文，多用自己的口吻进行叙事，却又总是担心读者不能理解那些话乃系“言必有据”，因此心里时时装着一个挑剔而迂腐的读者。而那个想象的读者所秉持的迂腐标准，其实正是作者自己设定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