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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材料的选择与使用 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发生去今并不遥远，虽然当事人大都已经作古，但雪泥鸿爪，总还有迹可寻，只要有可能找到直接材料的，本书尽可能避免使用间接材料。 举个例子，许多历史学家在读了《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的《发刊词》之后，都认为这是傅斯年的手笔。这样认为当然不是没有根据的。 首先，傅斯年是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主任，该所所刊的《发刊词》理当由傅斯年执笔。 其次，《发刊词》中气贯长虹的气势正是傅斯年意气风发的写照。 再次，《发刊词》的学术理念与一年后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的学术理念如出一辙。 曾先后工作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董作宾先生在一篇纪念傅斯年的文章《史语所在学术上的贡献》中，认定此《发刊词》“必是孟真先生的手笔”。台湾“中研院院士”杜正胜在《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一文中更是一口咬定《发刊词》“绝对是‘傅斯年式’的”。荷兰莱顿大学现代东亚研究所所长施耐德教授在《真理与历史》一书中，通过对《发刊词》与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的比较，也认定《发刊词》出自傅斯年手笔。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李泉在《傅斯年学术思想评传》一书中甚至说：“我们认为它应出自傅斯年之手，如果是他人起草的话，那么基本思想也肯定是傅提出来的。”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傅斯年全集》，也以“附录”的形式收入了这篇《发刊词》。 可是，一万条合情推理，也敌不过一条最简单的直接材料。顾颉刚1927年10月21日日记中写到：“到孟真处。写仲川、辛揆信。作《研究所周刊》发刊词。理物。永梁来。”事实就摆在面前，《发刊词》的作者是顾颉刚无疑。 有了顾颉刚的这则日记，我们再回头看看顾颉刚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2卷13期撰写的《1926年始刊词》，以及1926年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一样能够发现，《发刊词》与这两篇文章的学术理念也是“如出一辙”。因此我们同样可以马后炮式地“推论”说，这篇《发刊词》“绝对是‘顾颉刚式’的”，这些基本思想根本就用不着“由傅斯年提出来”。 基于材料性质的不同，本书写作中对不同材料进行了区别对待： 一、优先使用直接材料，如当事人的日记、档案，以及当时的通讯、报道等即时信息。 二、没有当事人叙述或即时信息的情况下，使用后代史家的推论材料，同时注明推论者及其推论依据。 三、实在无材料可用的情况下，提出自己的观点，以及推论依据。 上述只是一般情况。当材料足够丰富的时候，我们还会发现，即使同是直接材料，相互之间也常有牴牾之处。这时，我们通过对记录同一事件的各种史料的反复比对，会很自然地认为那些重合度较高的史料是更可信的，相应的，我们会认为这些史料的提供者也具有更高的可信度，从而对他们提供的其他材料也持一种较为信任的态度。 比如，通过对1926-1948年间中山大学档案资料的阅读，我们可以发现，钟敬文先生的历史叙述与档案资料的重合度比较高，而杨成志先生的叙述与档案资料的重合度则略低一些。因此，面对那些无档案记录的事件，在“钟敬文说”与“杨成志说”之间，我们会自然地倾向于采信钟敬文说。 举个实例，杨成志先生在所有回顾性文章中，都说自己“1927年从广州岭南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来到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工作，同钟敬文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民俗学会’”。许多学术史家都是依据杨成志自己的叙述来描述他在中山大学的历史。但是，钟敬文先生却在接受笔者访谈时说，杨成志是1928年3月之后才进入中山大学的。据笔者核查，中山大学所有1927年间的花名册、工资表等档案资料，均未出现杨成志的名字，杨成志的名字最早出现在中山大学是在1928年5月的工资表上，一直到1940年代，各种花名册上，杨成志的“入校时间”一栏，从来都是空缺。所以，本书在述及杨成志入职年份时，没有采信杨成志本人的叙述，而是部分采信了钟敬文的叙述，部分采用了既有的档案资料，表述为：“1928年初，岭南大学闹学潮，杨成志还没毕业就被解散，一时无处可去，钟敬文把他推荐给顾颉刚。顾颉刚让杨成志翻译了一篇史学论文，顾颉刚看了之后，聘他为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事务员，月工资仅50圆，只是钟敬文的一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