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本书边界之内的历史人物，我们还得进一步划出具体的讨论边界。每一个人物都是历史的产物，每一次行为都是历史的延伸，因而考察和评论一个历史人物，必须把他们回放到围绕他们成长的各种语境中进行分析。但事实上，我们不可能用过多的笔墨去评述书中的每一个主人公，更不可能一一追溯其思想行为的历史因缘。比如，对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形成巨大制约力量的戴季陶、朱家骅，都是史料极其丰富的历史名人，他们在中山大学民俗学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冷热两重性，直接影响了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历史节奏。可即便是专门的戴、朱研究尚且难以道尽两人的复杂人生，更遑论这本专业的民俗学史著了。所以，我们必须严格划定人物书写的边界，将许多有趣的话题排斥在本书边界之外。 划定边界是为了就事论事。当我们讨论史禄国在1928年西南民族调查中提前返穗一事时，绝不能拿费孝通的《人不知而不愠——缅怀史禄国老师》出来为史禄国辩护。试想，如果我们在容肇祖、杨成志写给傅斯年、顾颉刚的工作汇报后面，附上一段费孝通为纪念史禄国而撰写的追思录，那么，对这一事件的讨论立即就会变得非常古怪。两段本无直接因果关系的述评放在一起，谁置前谁置后，会直接影响到读者对于事件的价值判断，因为读者出于阅读定式，总是会将后置的观点视做写作者的定论依据。若是以此眼光来观照不同学者对待史禄国的态度，一定会感叹容肇祖、杨成志之所以不能理解史禄国，根本就是因为不能读懂一位“世界级的学者”。这样，事件中受到读者同情的一方就会变成史禄国而不是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凉山的杨成志。 每一个小问题都可以不断延伸，每一则材料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分析，写作若无边界，必将洪水泛滥。比如说，谈到民俗学在厦门大学时期的过渡，就不能不谈到厦门大学国学院，谈到厦门大学国学院就不能不谈到林文庆，谈到林文庆就不能不谈到陈嘉庚，谈到陈嘉庚就不能不谈到国际橡胶业的风云变幻;从另一个角度出发，谈到厦门大学国学院也不能不谈鲁迅与顾颉刚的矛盾，谈到两人的矛盾就不能不谈他们与胡适的关系，接着还得谈谈所谓的现代评论派，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当然还可以继续向前无限回溯，且永无止境。 每一个人做每一件事都有其行为动机、思想根源，我们不可能事事洞明，件件悉数。为了避免将一些小事无限放大，我们必须坚持就事论事。要做到就事论事，就一定要忍痛割爱，舍得放弃那些与该事件没有直接关系的各种材料，将那些弱相关的信息排斥在边界之外。 由于“民俗学”是个舶来的学科名词，因此，一直有一种声音，呼吁借鉴西方民俗学理论和方法来建设中国的民俗学。可在实际操作中，这种西化设想基本上只是停留在口号和设想阶段。正因为这些呼吁一直未能落实，西方民俗学成就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实质性影响并不大，因此，我们不拟对西方民俗学源流和本事进行梳理，而只讨论那些已经被译介并且发生过实质影响的少数几部西方民俗学著作，即使如许多学者批评的，这几部著作在西方民俗学界充其量只是些入门的小册子。我们坚持这样的书写原则：只有那些被中国民俗学先驱者们所知见和理解了的“西方民俗学”，才在本书边界之内，此外的西方民俗学史，无论如何复杂或辉煌，和我们的讨论没有关系。 以我们今天后知后觉的眼光来看，日本民俗学的建立似乎略早于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建立，两邦一衣带水，讨论中国现代民俗学似乎也应涉及日本民俗学。可是，从既有文献中，我们看不出日本民俗学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的成长壮大产生过什么具体影响。同期的日本民俗学虽然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但它与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建设似乎是各自独立的，相互之间并没有发生什么密切联系。因此，日本民俗学也在本书边界之外。 钟敬文先生曾叮嘱笔者，民俗学发生的时间上限可以上溯到清末改良派;王文宝先生在《中国民俗学史》一书中甚至将民俗学的发生上推到“远古至秦”。但是，本书讨论的是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民俗学学科史，而不是泛民俗现象的记录史。只有当民俗现象被有意识地当做一种学科门类的研究对象受到学术界关注的时候，民俗学学科史的序幕才算拉开。因此，我们必须将北京大学歌谣运动之前的所有文人和知识界关于民俗文化的记录和评述活动都排除在本书边界之外。 笔者最难处理的，是1930年左右的杭州民俗学会。许多民俗学史家都把它当做继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之后，民俗学发展的第三个重要时期。可是从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这个学会似乎并没有正式成立，只是由钟敬文、娄子匡等几位热心民俗学事业的知识分子零星地做了些宣传和组织工作。他们有时在当地报纸、杂志开设专栏，有时自己编印些小册子，偶尔使用一下“民俗学会”的名头，这些工作并没有在当时的主流学术界引起多大反响，更没有进入到高校或研究机构的“体制内”层面。因此，本书只是把它当做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杭州分会来处理。这是本书与既有的诸民俗学史著观点很不一致的地方。 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历史是无限丰富的，可是，历史的书写却只能限定在有限的篇幅之内，不可能面面俱到。我们永远不可能揭示完整的学术史“真相”，只能局部地描述学术史上被记录的“现象”，尽可能对这些现象做出合乎历史的“解释”。所以说，学术史写作必须有明确的边界。边界之内，理应“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而在边界之外，大可“知不必言，言不须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