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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图腾在1980年代的勃兴，说到底还是因为时代的需要。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思想界和学术界都开始了拨乱反正的重建工作，举国上下群情激昂，振兴中华的民族主义情绪极其高涨。这时，台湾流行歌曲《龙的传人》正在全世界华人中唱响，且很快传入大陆，著名作家李准1981年在香港见到词曲作者侯德健时，告诉他说：“我的小孙女才三岁，就会唱这首歌。”[103]《龙的传人》所传达的“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的意象，恰到好处地迎合了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海峡两岸一家亲的政治诉求，用百年悲情加澎湃激情的手法，勾画出一个“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东方“巨龙族”，“成为中华民族意识下一切华人身份认同的重要资源”[104]。 《龙的传人》掀起龙旋风之后，学者们迅速地从《伏羲考》中找出了东方巨龙以龙立国的理论依据——龙图腾：“龙是炎黄氏族部落最古老的总图腾，也是中华民族的崇高徽号——龙的传人、龙的子孙和龙的国度。”[105]通俗文化的《龙的传人》与精英文化的《伏羲考》，在这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擦出了耀眼的火花。李泽厚在他的学术畅销书《美的历程》中，写下了这段广为传颂的长句：“龙飞凤舞――也许这就是文明时代来临之前，从旧石器渔猎阶段通过新石器时代的农耕阶段，从母系社会通过父系家长制，直至夏商早期奴隶制门槛前，在中国大地上高高飞扬着的史前期的两面光辉的、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图腾旗帜？”[106] 图腾主义的终结 图腾主义1930年代在中国学界的泛滥，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心理，那就是华夷观念的变化。 西人初扣国门之时，士大夫们对洋人不屑一顾，正如两江总督裕谦所奏：“夷大炮不能登山施放，夷刀不能远刺，夷人腰硬腿直，一击即倒；我兵矛矢击刺，矫捷如飞，用我所长，攻彼所短，此可无虑者也……总之，此等犬羊之辈，使之知畏易，使之知感难，且非使之知畏，更难使之知感。”[107]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觉得泱泱大国打败蛮夷小国实乃易如反掌。国人普遍将洋人视作猪羊，“将自己喻为正义和勇猛的虎、狮，且自信得到天神天将的协助，进行杀猪宰羊运动”。可是，结果正与国人预料相反，中西双方一再交手，中国屡战屡败，士大夫的锐气被挫败了，“一般老百姓也丧失信心，开始悲天怜己，将自己比喻为任人宰割的牛、羊、马类，而把西方列强比喻为残酷、贪婪和恶毒的虎、狼、蛇、熊。原本代表正义的虎、狮等，转变成凶恶的西方列强的化身”[108]。无论是我为虎狮，敌为猪羊，还是我为牛羊，敌为虎狼，均强调了华夷之间的绝对对立和矛盾的不可调和，也即“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立场观点。 经过了五四启蒙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觉醒，为了唤醒这些“任人宰割的牛羊马类”不必惧怕那些“残酷恶毒的虎狼蛇熊”，知识分子纷纷投入到了以学术论证“人类种族虽有不同，进化的途径似乎并不殊异”[109]的潮流中。 16-18世纪，欧洲人对神秘中国的仰慕导致一批欧洲学者费尽心机论证中国人与欧洲人同出一源；如今强弱颠倒，轮到中国人费尽心机论证中国人与欧洲人在本质上“不殊异”了。“关于中华民族的来源，中外学者异说甚多，类皆取一鳞半爪之证，为中外同源之说。”[110]李玄伯说自己“方写《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序》时，我深感中西古邦制之相同，因而疑中国古民族与亚利安系各族之同源。但现在意见与此略有不同。中西古邦制只系人类进化的相等阶段，而不必由于种族之同源”[111]。也就是说，李玄伯曾指望通过“同源”来论证中西之间的“不殊异”，后来发现可操作性不强，于是改用“相等阶段”来论证中西之间的“不殊异”。 许多西方人类学家不认为中国曾经图腾主义，这让中国学者很不服气：“然则中国古代就没有图腾文化的阶段了么？”[112]这种只要别人有，就得证明我们也有的心态，在李则纲的《始祖诞生与图腾》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吾人仅就现存的传说研究，似乎已足证明中国古代社会，确也经过图腾制度，这是吾人认为很侥幸的事。”[113]这话听起来，好像万一我们不能证明自己经历过图腾主义或图腾制度，就如未能经过成年礼似的。 但是许多中国学者没有意识到，我们论证了大半个世纪，其实只是论证了中国和美洲、非洲、澳洲的原始土族有过“相等阶段”。欧洲人类学家从来就没有论证过“高贵的欧洲人”还曾有过图腾主义的时期，所以我们也不可能借助中国曾经图腾主义而高攀欧洲“文明社会”。 图腾概念的兴起和泛滥，是西方早期人类学者种族优越感的一种表现。与早期的冒险家和旅行家一样，许多西方人喜欢夸张地描述自己的异文化体验，进而夸大异文化的“怪异”特征。虽然在客观上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多样性的世界图景，但也暴露了他们将自己的文化视作文明标准，而将异文化置于异教徒、低等种族的“异己”心态。图腾主义在许多西方人的观念中往往代表着原始、野蛮、愚昧、落后。一些中国学者以为图腾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必经阶段，可事实上，所有关于图腾主义的田野调查都在“原始落后”的原住民地区，从来没有在欧洲本土或者基督教盛行的地区展开过。 1930-1940年代的闻一多们为了学术救亡的需要，放弃了学术求真的追求，为中华民族生产出一条龙图腾。龙图腾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在大陆、台港澳以及海外华人社会中起到过凝聚、振奋人心的积极作用。 可是从学理的角度来看，“龙是华夏民族图腾”这个命题是不能成立的。许多高举龙图腾大旗的民族主义者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确信“龙是中华民族古代民族社会的一种图腾崇拜”，“天下炎黄子孙都是龙的传人”，全世界都把中国称做“东方巨龙”[114]。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这就像某人从上海学得一个时髦词汇“小赤佬”，虽然不大明白其意思，却敢于在乡人面前夸口道：“人家上海人，全都毕恭毕敬尊我为小赤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