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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学者眼中的中国图腾主义遗迹 荷兰汉学家高延（J. J. M. de Groot，1854-1921）在《中国宗教制度》（1901年）中，有一小节专讲“图腾主义的缺席”。高延认为，如果我们把长江北部的部落名称列出来，可以找出半打以动物命名的部落，即熊、龙、马、牛、鸟、燕，可是，这些动物名称只是一种识别标志，并没有被任何部落声称为所谓祖先的标志。高延特别提到，熊和龙在现实中非常稀有，只是被一些个人用作自己的名字，后来才被他们的子孙采纳，将之作为姓氏使用，此外并没有显示其他的图腾特征。至于南中国，高延特别注意到了盘瓠崇拜的现象，但他似乎并不认为这是犬图腾的标志，他说：“没有迹象表明，动物曾经作为部落的祖先被崇拜，因此，我们当然可以严重地怀疑，作为一种宗教现象，所谓的图腾主义（Totemism）是否存在于东亚。”[7] 高延的观点得到了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1854-1941）的附议，他在《图腾主义与族外婚》（1910年）中引述了高延的论述，认为中国人同姓不通婚的习俗与图腾主义没有关系，不能作为中国存在图腾主义的证据[8]。 与高延和弗雷泽的意见相左，认为古代中国存在图腾主义且较早对此进行系统探讨的，是美国东方学家劳弗尔（Berthold Laufer，1874-1934）。1917年，他在《美国民俗杂志》发表《印度和中国的图腾主义遗存》。文中列了两份表，说明中国姓氏以植物、动物为姓的存在。在动物姓氏表中，作者以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为序，总共列举了56种动物名称，龙被夹在第26位。作者的结论是，这些动植物姓氏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它们都有着同样的图腾起源，需要仔细考察这些姓氏的神话历史。劳弗尔把重点放在西南少数民族的神话上，认为夜郎国的犬崇拜、云南的傣族南朝朝廷以及蛋民的龙崇拜，大约可以称得上是图腾主义的遗存[9]。 较早将社会学方法运用于汉学领域的法国人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在其博士论文《中国古代的节日与歌谣》（1919年）中谈到“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姞，梦天使与己兰”的故事，其下注道：“这是一个完美而清晰的图腾主义例证。”[10]过了几年，他又将这条思路进一步扩大化，写成《古中国的跳舞与神秘故事》（Danses et légendes de la Chine Ancienne，1926年），此书一经出版，马上被人带回中国，由李璜摘要译述后于1933年初出版。 李璜的译述夹杂了太多自己的判断和取舍。他说：“我不能不佩服格拉勒（即葛兰言）先生用力之猛，一部七百多页的书，用中国古事作材料，在我们别后一年，便出版了！”[11]这话在推崇慢工出细活的中国人看来，大概也有些明褒实贬的意思。据说李安宅就很看不上葛兰言的著作，他在1939年发表于《美国民俗学刊》的书评中，对葛氏著作评价很低，认为他只是提供了一些用科学术语包装的理论假设，其贡献仅在于激发人们更系统地研究中国历史[12]。但是，这些负面评论并不影响葛兰言此书成为1930年代中国图腾文化界影响力最大的一部参考书。 日本神话学家松本信广（1897-1981）从1921年开始连续发表《中国古代的姓氏与图腾主义》。松本信广从《左传》《国语》《诗经》等上古文献中钩沉了一大批古代姓氏，以及动物官名的传说、感生传说等，逐一论证它们与图腾主义的关系。“要之，从中国古代的文献中，可以看到明显的图腾主义的痕迹，虽然这种痕迹是极其稀薄的，但是，从前述大量事实中，我认为可以断言，中国人曾经有过图腾主义的时代。”[13]文中虽然也提及豢龙氏、御龙氏，但只是作为其众多动物官名中的一种予以提及，并未着重论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