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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物的关系本来就是无处不在的，任何一个生活单调的乡村，都能找出一系列人与动植物的独特关系。如果把这种关系解读为图腾主义的话，每一个人类学家都能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重新归纳出一套新的图腾定义。可是，当我们把这些来自不同人类学家的不同见解摆放到一起的时候，会发现它们之间总是互相矛盾无法统一。图腾主义之所以能风靡全球，吸引如此众多的学者参与，恰恰因为其内涵与外延都具有不确定性。因其不确定性而有了众声喧哗的可能；但也正因为这种不确定性，才失去了进一步对话的可能以及深入阐释的学术价值。 1962年，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今日的图腾主义》[115]出版，此书译成德文时，书名改成《图腾主义的终结》[116]，列维-斯特劳斯用尖刻的比喻将图腾主义比作医学上的歇斯底里症，对所谓的图腾主义进行了彻底的理论颠覆。“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无论是在北美的印第安人还是在大洋洲和非洲的土著居民中，都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图腾信仰。人们只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和目的，在人类（群体或个人）和物类（动植物的种类与个体）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由于这一现象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以至于我们无法对产生它的信仰背景给出一个普适性的解释，所以宁可把这类现象概括成是动物象征主义。”[117] 早在图腾概念传入中国之前，大清王朝已经通过国旗、邮票、警徽等国家形象象征系统，将龙塑造成了大清帝国的象征符号。可是，这个符号承载了太多的屈辱性内涵，民国知识分子不可能直接将之作为后皇权时代的国家象征。图腾概念的介入，让部分爱国知识分子看到了新瓶装旧酒的可能。图腾是一个外来的，没有固定内涵的、陌生化的新概念，恰如“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于是，姜亮夫、闻一多等人遂将那条本已朽坏的旧龙拽将出来，给它披上一件图腾新衣，名曰“龙图腾”。借助这件陌生而鲜艳的时尚外衣，一条朽龙被包装成了华夏民族的新品牌。 “时尚”风行的前提是“时”，而后是“尚”。时之不再，尚将焉附？如今图腾主义不仅已经去陌生化，而且早已成为过时的学术理论；那条曾经作为权力象征，被帝王将相争来夺去的龙，也早已顺势转化成了普通华人的标志符号。曾经的新瓶装旧酒，如今瓶子旧了，酒也变味了。换酒，还是换瓶子？闻一多倒是提出过一个未被采纳的旧方案：“要不然，万一非给这民族选定一个象征性的生物不可，那就还是狮子吧，我说还是那能够怒吼的狮子吧，如其它不再太贪睡的话。”[118]问题是，一种知识能否被接受，是取决于知识本身，还是取决于社会需要？答案可能是后者。狮子能否成为图腾，并不取决于狮子作为图腾是否具有合理性，而是取决于社会是否需要。 注释： [1] 周作人：《木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4页。 [2] 甄克思著，严复译：《社会通诠》，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页。 [3] 甄克恩著，张金鉴译：《政治简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7页。 [4] 任访秋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1840-1919）·散文集》第13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第351页。 [5] 李则纲：《始祖诞生与图腾》，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页。 [6] 岑家梧：《图腾艺术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2页。 [7] J. J. M. de Groot,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 vol. IV （Leyden: E. J. Brill, 1901） p. 271. [8] James George Frazer, Totemism and Exogamy, Vol. II （London: Macmillan, 1910） p. 339. [9] Berthold Laufer, “Totemic Traces among the Indo-Chinese”，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No. 118 （1917）， pp. 415-426。 [10] Marcel Granet, Festivals and songs of ancient China （New York: Gordon Press, 1975） p. 189, [11] 李璜译述：《古中国的跳舞与神秘故事》，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第9页。 [12] 李孝迁：《葛兰言在民国学界的反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04期。 [13] 松本信广：《支那古姓とトーテミズム》（下），庆应大学《史学》第1卷第2号，1922年2月。 [14] 甄克思著，严复译：《社会通诠》，第3-4页。 [15] 甄克思著，严复译：《社会通诠》，第11、9页。 [16] 详见王宪明：《语言、翻译与政治——严复译<社会通诠>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17] 杨东蓴、张栗原：《译者序言》，莫尔甘著《古代社会》，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3页。 [18] 岑家梧：《西南民族文化论丛》，广州：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1949年，第206页。 [19] 笔者所见胡氏译文集未标示原书名及作者原名，据Google检索，当为Maurice Besson所著Le Totemisme. （ Paris: Rieder, 1929） 。 [20] 戴文葆编：《胡愈之译文集》下，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79-80页。 [21] 黄华节：《初民社会的性别图腾》，《东方杂志》1933年第30卷第7期，妇女与家族栏第23页。 [22] 戴文葆编：《胡愈之译文集》下，第108页。 [23] 李璜译述：《古中国的跳舞与神秘故事》，第65、30页。 [24] 岑家梧：《西南民族文化论丛》，第207页。 [25] 岑家梧：《图腾研究之现阶段》，《食货》半月刊，第4卷4期，1936年7月1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