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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研究目的的前提在于对这种访谈资料的理解和解释。于此，我们进一步认为，深度访谈发生的过程同时也是被访者的社会行动的发生过程。所有被访者在访谈过程中的表现，诸如动作、表情，以及最重要的叙述行动也需要我们去观察、理解与解释(即在深度访谈这一获取资料的过程中，必须将资料的载体也纳入资料的范围之内) 。 但是这样的观察、理解与解释并不意味着研究者要与被访者的意义体系相混淆。我们应该在被访者的日常系统中完成对被访者的“投入的理解”和“同感的解释”(杨善华等，2003) 。这也符合韦伯的原意，也就是说，对于行动的理解要将其放置在行动者的文化背景之下来进行，但同时也要注意明确区分研究者与被访者， 即我们所理解的是行动者赋予行动的意义，而不是我们研究者主观认为并强加于行动者的意义。舒茨将各个有限的意义域称为各意义世界，进入社会科学的世界意味着放弃自然态度，成为价值无涉的观察者(disinterested observer) ，同时具备了与日常生活不同的意义关联体系。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既然社会科学与日常生活并非同一个世界，那观察如何可能? 即使论域限定在访谈之中，问题也同样存在，研究者如何首先获得对于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者的理解? 舒茨认为：“当他(社会科学观察者) 决定科学地观察这个生活世界时，即意味着他不再把自身及自己的兴趣条件当作世界的中心，而是以另一个零点取而代之，以成为生活世界现象的取向”(Schutz ，1962 ：158) 。社会科学的观察者，已经不再是日常生活的参与者，即使是在访谈类的观察中， 也非如此不可，尽管访谈的特征是双方的互动。因为访谈一旦发生，被观察者的日常生活也就停止。要完成从日常生活到社会科学世界的跃迁，就必须将自己从实际的日常生活中抽身出来， “并将自己的目的动机限制在如实地描述与解释所观察到的社会世界中去”(Schutz ，1976 ：17) 。所以，如果研究者以社会科学观察者的“单一”身份来进行访谈，就不能够从根本的意义上完成对被访者日常生活的了解。研究者首先要做的，是与被访者共同建立一个“地方性文化”的日常对话情境。同时，研究者还必须能够分清楚，自身的世界——无论是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世界还是自己的常人世界——不同于被访者的世界。研究者必须要防止以自身对于世界和事件的意义性观点来取代被访者的观点。 因此，从意义的角度（注3）来看待“深度访谈”的实质，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它是对被访者在访谈时赋予自己的话语的意义以及被访者赋予访谈场景(包括被访者当时的衣着、神情、行动和居家环境) 的意义的探究。一旦研究者明确了这一点，便可以一种积极能动的态度和立场去实现这样的探究；而这种态度和立场的标志就是在访谈当时和现场就开始这样的认知。在这个意义上，深度访谈既是搜集资料的过程，也是研究的过程。 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在保持与被访者之间的疏离关系的基础上，来获取足够“深度”的知识? 访谈又应当如何展开呢? 阿科瑟与奈特提出了与半结构式深度访谈相应的一种访谈方法，称之为“渐进式聚焦法 ”(progressive focusing) 。这种方法是从一般化的兴趣领域入手，逐渐发现被访者的兴趣点，然后再集中展开。因为在访谈中，被访者会对他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有更多的叙述和表达。在访谈中，这种半结构式的、开放式的谈话目的是为了“从人们的话语中了解人们在情境中的问题领域，并试着用他们自己的术语来了解事情”(Arksey & Knight ， 1999 ：18) 。文格拉夫也认为，被访者一般的兴趣都在于自身生活史，而这正体现20世纪90 年代以来定性研究的一个现象，即社会科学研究的生活史转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