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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叙述的意义 所谓渐进式聚焦法中的一般兴趣领域，就是被访者的日常生活领域。这要求从其日常生活中最细微、最普通的方面入手来展开访谈。这里的日常生活，包括被访者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情况。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者，彼此之所以能够相互理解，除了作为我群关系（注4）的双方都处于同一个地方性历史的自然态度之下，共享同一个时空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他们会以社会行动来应对他人转向自己的社会行动的原因动机(because motive) 。（注5） 由于日常生活中的互动者总是处于一种互动的意义脉络之中，所以对于彼此的理解可以得到即时的检验与纠正。这是与社会科学观察者的区别，但也正是社会科学观察者的进阶。被访者所 “得心应手”的日常生活，是达至理解的重要途径，也是访谈研究得以更进一步的基础。我们主张研究者在访谈的开始阶段与被访者共同建立“地方性文化”之情境的原因，也在于此。在渐进式聚焦法的同时，我们还主张将话题更多地引向被访者的生活史。这不仅因为生活史一般都是被访者的兴趣所在，更重要的是，生活史的叙述有助于我们达到对被访者行动的理解，达到深度访谈之“深度”，因为：“生平阐释(biographical interpretive) 的一个优点是它能够探寻个人意义的深度层次”(Chamberlayne et al ， 2000 ： 9) 。要真正理解从被访者那里所得到的资料，就必须要将其与生活史和文化等因素结合起来。这样的意义追寻路径，是以现象学传统为理论基础的，正如麦克·鲁斯汀所说，“现象学传统一直都是社会科学中生活史研究的主要理论来源”(Rustin ，2000 ：34 - 52) 。在舒茨那里，个人行动(action) 的意义在于反省的掌握和与生平情境 (biography situation) 的关联。将行为(act) 本身作为一个意义脉络，可以发现其中的意向行为、行动的执行，以及手头的知识库 (stock of knowledge at hand) 。在此知识库之下，每一个当下的经验，都会处于一个整体的意义脉络之中。每时每刻，这一意义脉络亦即经验，都会以各种视角来面对世界并加以解释；任何人的每一个当下时间，都持有着他自己的经验图式 ( schemes of our experience) 。“经验图式是一个意义脉络，它是我们过去经验的轮廓，概念性地包含着可于后来发现的经验客体，但不包括它们的构成过程”( Schutz ，1972 ：82) 。生活史叙述的第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追寻被访者行动的原因动机，从被访者的经验图式即生平经验中来理解其当前的处境、行动、态度，及其赋予叙述材料的意义。将访谈中所获得的资料放入被访者的生平情境中，才能够达到更为全面的理解，才能发现在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所隐藏的故事，也才能够为每一个访谈对象建立起一个立体和鲜明的形象，并与其他人真正区别开来。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叙述中发现日常生活行动的文本情境，只有通过这种方式，“生活中隐秘的意义才会通过叙述体现出来”(Widdershoven ，1993 ：2) 。 在有关生活史的访谈中，异常事件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所谓异常事件，就是被访者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的与常态不符的事件。被访者一般都会对此类事件记忆深刻，并以故事的形式讲述出来。我们在访谈中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去寻找故事。叙述学家们(Narratologist)认为，故事的讲述对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调适(adjustment) 起了重要的作用。被访者讲述故事，并非只是在描述过去的经验，它们还是叙述者构建自身的重要方式之一 (Andrews et al . ，2000 ： 78) 。叙述中的故事并非无意为之，通过对过去的故事的叙述，被访者可以达到一种“叙述性的自我认同(narrative identity) ”(Widdershoven ，1993 ： 20) 。一般来说，普通人的经验只有在与“故事”交融在一起的时候才会获得意义。通过被访者生活史中的故事，我们可以发现日常生活中的反思、决断以及行动，而这些对于理解行动者的意义都是很关键的 (Rustin ，2000 ：49) 。通过被访者在访谈中对故事进行拣选、讲述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被访者想要赋予故事的意义，他P她曾经的、现在的以及想要成为的身份认同及其中隐含的意义；而我们又可藉此来刻画被访者在地方性文化社区中的身份和日常形象。 但是我们的目的还不止于此。在对个体行动者的意义研究中，我们还希望能够将个体生活与更广阔的思考范畴关联起来，能够达到一种普遍化的知识。对在更为宽泛的范畴之上来讨论个人生活史意义的做法，向来存在着争议。如凯瑟林所指出的，定性研究一个最大的优点是所获数据的有效性，但与之相应的一个主要缺点就是缺乏代表性。阿科瑟与奈特也认为，深度访谈的目的是获取意义，样本应当更少一些，而普遍化则并非研究者的主要目的。但是从微观的角度来讲，“正式的系统是在与非正式的文化与结构的互动中，以及通过个体的生活与策略体现出来的”( Chamberlayne et al . ， 2000 ： 9) 。对个体的理解包括了“意义的归置， 因果关联， 类型化， 而不仅仅是细节性的描述”(Rustin ，2000 ：42) ，而这正是人们期望生活史的社会学所能达到的目的之一。鲁斯汀指出， “作为一种知识领域的社会学的目标一直是要发展出关于社会及其构成结构与过程、发展的概化知识， 对于个体的理解也一直服从于这一目标……生活史社会学的实质问题在于，既能够保持本质上的社会学指涉框架，又能够表明，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的原始知识可以来自于对个人生活故事的研究 ”(Rustin ，2000 ：43 - 45) 。在此关照下，已经有研究着眼于从社会—生活史的角度来展开，并认为对于个体经验的研究，同样能够考察到更广范围的社会变迁历史进程。在这些试图将分析的宏观和微观层面联系起来的研究中，生活史是其中的重点。“生活史同时基于社会史与个体个性之源泉，能将一定时期内的前后衔接起来，所以能够体现出社会变迁的过程及经验”( Giele &Elder ， 1998) 。在1990 年代，生活史的社会研究者们更加注意将人们描述成为历史塑成的行动者；“其生活史对于充分理解其情境中的历史性行动是必要的。这种情境包括背景、意义和后果，而无论它们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Chamberlayne et al . ， 2000 ： 8) 。我们认为，以个人生活史为切入点的深度访谈隐含了这样的假设：宏观的社会变迁以及社会文化会以不同的方式投射到不同的个人身上，从而影响个人的生命历程。由此，个人的生命历程就获得了一种共性。对于个人生活史的访谈本身就显现出一种社会意义，我们可以由此去透视社会变迁对个体的影响，通过被访者的讲述去进一步发现这样的社会变迁最后在个人身上留下了什么。我们也可以通过个体的叙述来发现“地方性知识”，从而达到对地方性文化的了解。如果在国家与社会的理论框架下对此做进一步的考察，我们就可以在微观层次上发现民众对国家力量渗透所做的回应。由此，以个人生活史为切入点的深度访谈就充分显示了其“口述史”特征，从而可以“小中见大”，做出有社会意义的研究。 但是，被访者的叙述本身并不是没有问题的。文格拉夫已经指出了作为“真实生活”(lived life) 与“被讲述的故事”(told story) 之间的区别。被访人的讲述与真实的生活之间是存在着距离的。如何利用与处理二者之间的相同点和差异部分，如文格拉夫所说，需要一系列具体的判断和分析 (Wengraf ，2000 ：117 - 127) 。真实发生的事情可以为我们提供研究的资料，但是被访者的讲述更是理解其用意的途径。被访者讲述的角度、对事实的拣选、讲述的时间地点以及讲述的真假，都有其用意所在。这些都需要研究者在访谈过程及访谈之后进行详细的讨论。对于被访者语言及行动的意义，正如谢夫所指出的，应该将其放入文本(text) 以及文本情境(context) 中来加以确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以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的方式来加以确定，应该弄清楚所有的意义关联；事先的假设要加以证实，最后对于意义的阐释要做到客观化( Scheff ，1997)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