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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语 基于上述的讨论，我们可以对作为意义的探究的“深度访谈”做出一个概括， 即：“深度访谈”涉及的是一种研究者与被访者面对面情况下的我群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研究者需要悬置自己的知识体系与立场，通过交谈，进入到被访者的日常生活中去；同时还需要随时保持反思性的观察，以便能够发现并追问问题与事件。访谈的结构需要依从日常生活本身的结构，需要从被访者的生活世界与生命史当中去寻求事件的目的动机与原因动机、主观与客观方面的意义；这样才能够对事件或者问题做出判断，进而对被访者做出“类”的概括并达到对访谈内容的普遍意义的认识。 但是以上对于深度访谈的讨论只限于意义角度，并不能够代表对于访谈的全部思考。在访谈中，尚需要考虑到作为道德秩序的社会事实，以及作为权力关系的国家—社会—个人诸因素之间的互动。研究者与被访者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以及研究者本身在访谈中的角色问题，都需要得到研究者自身的反思与关注。 注释： * 此文是我们课题组集体多年实践的结晶。在此首先要感谢课题组的刘小京、程为敏和罗沛霖教授以及彭铟旎、宋婧等同学，文中不少观点来自我们之间的讨论和参加调查的同学的发言。他们对此文的产生贡献良多。 注1：本文的写作涉及到社会科学中的社会学、现象学，乃至人类观念史上诸多基本概念与问题。鉴于篇幅与写作目的，本文将不会“纠缠”于对这些概念的讨论，而是会紧扣主题进行探讨。 注 2：虽然后来舒茨对韦伯的说法有很多批评(详见Schutz ， 1972) ，比如认为韦伯没有注意到文化客体制造者的意义与被制造客体的意义，意义在自我、他人那里的构成、修改，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自我理解与理解他人的重要性等；但是，从我们的经验研究的实践看，韦伯对社会行动所蕴涵的意义作出的判断仍然可以成为我们讨论深度访谈的实质的出发点。 注3：意义的探究是现象学和诠释学所讨论的基本问题之一。我们在这里回避了意义的探究为何是可能的这样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因为对它的解答涉及人的认识何以是可能的这一哲学认识论的根本问题，此为本文之力所不逮，因而本文只将如何在深度访谈过程中进行意义的探究作为主题。于此，我们还要申明的是，虽然我们强调在访谈开始时研究即告开始，但是这并不排斥在访谈结束后我们对被访者赋予访谈资料与访谈场景的意义的探究，对于研究而言，这同样是必需的。 注4：我群关系说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者，在自然态度下，最切近、最熟悉的行动首先是与他人的面对面联系。面对面的情景即指行动者直接的面对面互动，它的本质是同时性与同空间性。在面对面情景中，互动双方的他人取向同时为对方。这就是直接经验的社会关系，也就是面对面的关系，即我群关系。在我群关系中，我们处于同一情境中，彼此可以接触，双方的意识流通过语言、动作，以及周围环境的符号纠缠在一起，我们“共同成长”，经验到彼此的客观意义与主观意义并不断进行印证与纠正。也就是说，我会通过你的反馈来对我的意识经验进行“注意修改”。我们生活在共同的主观意义脉络中，彼此可以直接经验。 注5：舒茨对于行动动机的分析得到了两种时间向度上的结果。一种是指向未来的动机，行动依此而指向一个在想象中已经完成的行为，换言之，行动是为了完成某个目标，这样的动机就是目的动机(in-order- to motive) 。这里的计划行为指向过去某个类似的经验，也就是手头的库存知识所提供的经验的再生。“每一个目的动机都预设着一个经验存储，并被提升为一种‘我能再作一次’( I can do it again) 的状态”(Schutz ， 1972 ：90) 。第二个是指向过去的真实的原因动机(because motive) ，它与目的动机的差别在于，前者根据计划来说明行为，后者以行动者的过去经验来说明计划。我们可以用一则中国俗语作例子：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其中行动者行动乃是对于井绳的惧怕，以及与之相关的躲避行动，这些行动的目的动机也即行动者的目的是因为担心那是一条蛇并且担心被咬到，原因动机则是过去遭蛇咬的经验。 注6：这种自然态度是每个日常生活中的人在其自身的日常生活中所具备的，即是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态度。其间，首先是将这个世界，包括自己的世界视为理所当然(take it for granted) 的存在；其次是如上所说，将自己与他人的沟通视为理所当然。——作者注 注7：对于研究者与被访者的互动过程中意义的理解问题，孙飞宇在《论舒茨的“主体间性”理论》(上) (孙飞宇，2004) 中亦有深入的分析。 注8：有关沟通性的理解也请参见孙飞宇的同一篇文章(孙飞宇，2004) 。 注9：比如我们在湖南农村做访谈时，在每个被访者家中看到的他们所供奉的祖先牌位，假如将此与改革开放之前农村的居家布置做一对比，我们就会发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折射出农民价值观的微妙变化或倾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