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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先生(1893－1980)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术界，是个开风气的大师级学者。他不仅是新史学的领导者和实践者，也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开拓者之一。他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深刻地影响了整整一代学人的历史观念；他的充满个性色彩的民俗研究方法至今仍是一种典范，正如钟敬文先生所说：“在本民族民俗学理论的独创性上，顾先生的文章是压卷的，他研究孟姜女传说，也是‘五四’思潮的产物，但在民俗学上，他是走自己的路的。他在这方面的著作，是民族性和创造性相结合的产物，他们同样能够奠定中国现代民俗学的理论基础。”[1] 中国现代民俗学发端于北京大学的歌谣征集活动和《歌谣》周刊的创立，但作为“五四”精神的一部分，最初征集歌谣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考察“人情风俗、政教沿革 ”和民众的思想情绪等，先生不仅积极地投身于这一伟大的学术运动，他的《吴歌甲集》还以其详细的注释、解说，和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理论探索，成为了我国第一部科学记录的民歌集，他的孟姜女故事的研究工作，标志着民俗学从收集阶段向研究阶段的迈进。他的成绩，使他成为了后期《歌谣》周刊以及《国学门周刊》的实际主持者。 南下中山大学以后，先生又与容肇祖、钟敬文等发起成立了“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创办《民俗》周刊，正式打起“民俗”研究的大旗，奠定了民俗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使这一学科走上了科学发展的道路。离开中山大学以后，先生将主要精力放在历史研究方面，民俗论著不多，但他在民俗研究方法上的开拓性贡献，至今对我们仍有启发作用。 一、打破学科壁垒，以民俗材料印证古史，以治史方法带动民俗研究。 “五四 ”以前的学问仅限于经史子集，“五四”以后，“到民间去”的呼声日渐响起，先生意识到“凡是真实的学问，都是不受制于时代的古今，阶级的尊贵，价格的贵贱，应用的好坏的。研究学问的人只该问这是不是一件事实，他既不该支配事物的用途，也不该为事物的用途所支配。所以我们对于考古方面，史料方面，风俗歌谣方面，我们的眼光是一律平等的。”[2]为了将这种平等的思想落到实处，先生身体力行，勇于把民间的歌谣、戏曲、传说、故事等当作可资利用的材料，与高文典册里的经史材料放在同等的位置进行研究。如把《左传》、《檀弓》、《孟子》上有关杞梁妻的记载与民间有关孟姜女的传说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从故事的变迁中寻找古史中传说演变的一般规律；通过对民间歌谣的校注、诠释和理论探讨，来论证《诗经》是古代诗歌的总集；从乡村祭神的集会、赛会、香会来研究古代的神道、社祭活动。 但先生对民俗材料的运用，目的是为了历史研究，而不是为了民俗研究。他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历史学家，他说：“我自己知道，我的研究文学的兴味远不及我的研究历史的兴味来得浓厚；我也不能在文学上有所主张，使得歌谣在文学的领土里占得它应有的地位；我只想把歌谣作我的历史的研究的辅助。”[3]顾先生这一招可谓歪打正着，当时的现实状况是：民俗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在中国没有现成的理论和方法可资借鉴，西方的研究方法也没有来得及与思想观念同步介绍到中国来， 先生将民俗的材料与治史的目的相结合的做法，正好为处于收集阶段的民俗学开辟了一条极富中国特色的研究之路：把传统的历史考证的方法引入到民俗研究中来。孟姜女故事研究的成功，更是极大地提升了民俗研究在普通学人心目中的地位。 如果说先生最初的民俗研究是出于治史的需要，那么在创办《民俗》周刊以后，则明显由偶然转向了自觉。他在1928年初的《〈民俗学会小丛书〉弁言》中说到：“民俗可以成为一种学问，以前的人决不会梦想到……我们为了不肯辜负时代的使命，前已刊发《民间文艺周刊》。此外，风俗宗教等等材料也将同样地搜集和发表。”但这项工作并不为学者们所理解，傅斯年就认为丛书出得太浅薄，“大学出书应当是积年研究的成果”，为此，先生表明立场：“现在的人，救世不遑，那有人能做积年的研究。所以拿了这个标准来看，现在讲不到出版。”“民俗学是刚提倡，这一方面前无凭借，所以我主张有材料就印。”[4]这种思路是与历史学的发生发展相通的，上古历史起于记载而非起于研究，资料的积累是研究的基础，学问之道，学而后才能问，无从学也就无从问，先生于此深有体会：“我研究历史感着痛苦”，因为过去的历史，记载的都是贵族的生活文化，若要从中找到一般民众生活文化的材料，很不容易。[5] 可见先生确实是把民俗资料的搜集印行当作民众生活文化的历史记载来进行的。事实证明了先生的远见卓识，当年印行的这些民国初年搜集的民俗资料，在城市化迅猛发展的现代人看来，恰恰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历史 ”资料，它的珍贵的价值，正体现在不可重复的历史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