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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奖掖后学，团队作战，以梯队的人才做梯队的学问。 说顾颉刚是个开风气的大师级学者，不仅因为他的学术敏感和学术智慧，还在于他特别善于造起声势。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名盛则附之者众”，另一方面也因为先生懂得团队作战的威力，乃有意而为之。 先生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傅(斯年)在欧久，甚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角胜，故其旨在提高。我意不同，以为欲与人争胜，非一二人独特之钻研所可成功，必先培育一批班子，积叠无数资料而加以整理，然后此一二人者方有所凭籍，以一日抵十日之用，故首须注意普及。普及者，非将学术浅化也，乃以作提高者之基础也。”[6]这里提到的不仅是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还涉及人才培养与梯队建设、学术团体的内部分工等问题。显然，先生认为学科的振兴和发展，光靠一两个顶尖人物的努力是无法完成的，而要培育一批班子，团结一班同好，大家一同努力，有人从事资料的搜集，有人从事基础的研究工作，有人从事提高的研究工作，形成一个完整的梯队，进行团队作战。而欲达到此一目的，则首先须做普及的工作，即培养人才。 先生的民俗学研究，就是以这种形式来展开的。1926年，先生离京南下，先在厦门大学，“竟花了半年时间在厦门、泉州、福州等地搜集风俗物品”，[7] 虽然花去不少时间和精力，但因为是单干，成绩不大，这段历史很少被人提及。1927年进入中山大学，随即把钟敬文由岭大荐入中大，组织出版民俗刊物，成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把中山大学文学院的教职员几乎全部网罗到学会中来了。这以后，先生几乎不再从事具体的搜集和编辑工作，更多的做些指导性工作，为刊物和丛书的出版写些发刊词和序言之类，一些具体、琐碎的工作事实上都由钟敬文、杨成志等人完成了。这段历史轰轰烈烈，在全国造成很大影响，民俗学作为一门现代学术的地位得以奠定。先生本人的主要精力虽然是放在历史学上，但在他这段历史中值得大书特书的学术功绩却不在历史学而在民俗学，他的每一篇有关民俗学的发言都会在学界产生回响，这不能不归功于团体和刊物的力量。 培养学生，奖掖后学，留给自己著书立说的时间就少了，但从学科的发展上来说，无疑利大于弊。先生认为自己的努力为中山大学创造了一个学术的“黄金时代”， 他说：“学生对我的奖进扶掖极愿接受，他们没有研究的题目我就替他们想，他们找不到材料我就替他们找，他们做的文章词不达意我就替他们改，一个大学生经过两年严格的训练，也够入学问之门了。”[8] 先生是把培养、发现人才当成了自己学术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互通有无，尽可能多地占有专项课题的研究资料。 先生民俗研究的扛鼎之作是《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和《孟姜女故事研究》，其孟姜女研究历时半个世纪，他不仅从历代史书、笔记、类书、文学作品中找出大量的记录材料，还广从社会收集，凡神话、传说、歌谣、戏曲、说唱、宝卷等等，都成为他关注的材料。 但个人的搜集无论如何都是有限的，当他在1924年11月23日出版的第69号《歌谣》周刊上刊出《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之后，全国各地的学者、民俗学爱好者纷纷响应，来信对他的研究工作表示敬意和支持，并热情地为他提供了大量的材料和线索，这些材料大大地开阔了他的眼界和思路。《歌谣》周刊先后共出了九次“ 孟姜女专号”，历时7个月，出版了80个版面约12万字，这种专项课题研究的材料之丰富，波及研究者之广泛，在世界民俗学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先生打了一场漂亮的人民战争。 后来他在中山大学民俗丛书《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第一册出版时序道：“这两篇文字，第一篇只作成了一半。当这半篇写清时，自己觉得很满意，几乎要喊出‘可以找到的材料都给我找到了!’但过了些日子，误谬之处渐出现了，脱漏的地方出现得很不少了，而宋以后的材料越聚越多，更不容易处理，因此，剩下的半篇再也写不下去。”而“材料的多和整理的难，正可鼓励我们工作的兴味!正是暗示我们将成就伟大的创造。” 正因为意识到占有材料的重要，所以他又说：“我对于我们同志要作几项请求。孟姜女故事的材料请随时随地替我搜求，不要想‘这种普通材料，顾某当已具备了。’因为从很小的材料里也许可以得到很大的发见，而重复的材料正是故事流行的证明。这是请求之一。” 从这些叙述中可以看出，先生把对原始材料的占有，当成是研究工作最起码应该具备的硬件基础。问题是如何才能尽可能多地占有专项课题的研究资料呢?先生认为 “各种学问都是互相关联的”，学问与学问之间，学人与学人之间，应该互通有无，分工合作，“我的孟姜女研究既供给了别的故事研究者以型式和比较材料，而别的故事研究者也同样地供给我，许多不能单独解决的问题都有解决之望了，岂非大快!这是请求之二。”[9]钱南扬在进行梁祝故事研究的时候，顾先生不仅提供资料，热情鼓励，还积极为他联系出版。20世纪上半叶，先生每天都有大量的书信往来，大都交流学问心得，互通资料有无。这不仅是一种治学的方法，更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学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