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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德的一段话典型地体现了现代西方学者对于中国神话的印象： 倘若得出结论，说古代中国本来就没有神话，那自然可以耸人耳目，但这样的结论却是错误的。而如果说，在中国无疑可以看到某些个别的神话，可是没有神话体系——我们指的是充分发展的神话材料的汇编，这种见解就比较谨慎一些。但即使这样看，也是完全不对的。古代中国的神话材料，通常是如此残缺而带偶然性，以致在他们的基础上，即使是构拟个别的神话(且不说充分发展的体系)都是极其困难的……汉以前的文献中，不仅没有可以称作神话的专门体裁，而且也没有这样一部文学作品，其中可以发现一个记叙连贯而完整的神话。[7] 在此，笔者并不想指责波德通过研究中国神话建构了中国文化对于西方文化的“他者”关系，并据此攫取了西方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优越感觉和文化霸权。而只是想指出，波德通过对中国神话历史化的解释(见下文)，一方面承认了中国文化本该拥有的被世界标准所承认的权利;另一方面也保证了西方神话理论可被用于解释中国文化、历史的普遍有效。但是，无论波德是否在主观上潜藏着文化歧视，即使他的研究是纯粹的知识性的，由于“神话”概念本身无法摆脱的价值论内涵，因而西方学者在事实上已经造成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歧视性言说。尽管这一解释过程完全是在知识论的范畴之内，尽管歧视的发生完全是无意识的。因为，自现代神话学诞生之日起，“神话”一词就已经负载了正面语义的道德评价。 西方的“神话”理念，以及“原始神话”的范畴和“中国神话历史化”等命题的引进对于中国现代学术产生了两方面的效应：第一，激发了现代中国学者的民族文化意识，满足了中国现代学者“希腊有，世界有，中国也有”的民族文化虚荣心。百年当中，一批又一批中国学者始终不断地重新构拟中国汉语神话之原始形态的努力正与此文化比较所引发的民族性“怨恨”有关。[8]第二，强化了现代中国学者借助神话的视角批判本土正统的文化霸权即儒家学说的能力。如上所述，神话一词是负载着正面语义的学术范畴，因此任何对于原始神话的历史化解释(歪曲)者都是历史和民族文化的罪人。在现代中国学者看来，中国历史上泯灭神话的第一大罪人就是孔子，这一泯灭神话的罪状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现代学者反传统、反正统的正当理由。波德说： 儒家比任何别的学派更早具有历史思维，最先担负起保存和发表终于成为中国经典的古代文献的责任。同时，他们一方面对搜寻能够印证其社会政治学说的历史先例始终抱着强烈的兴趣，而另一方面，他们的严格的人文主义又使他们或者对超自然的内容漠不关心，或者试图把那些内容作纯理性主义的解释。这样做的结果，对于保存中国古代神话来说，是毁灭性的。[9] 显然，对于中国古代神话的肯定可以成为批判儒家理性主义的利器。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学派以推翻传统的古史观为己任，他们在伪古史的背后发现了真神话，而传统的古史观正是本土正统文化的超越性合法化的有效来源，就此而言，推翻伪古史、发现真神话就无异于在本土正统文化釜底抽薪。 总之，西方现代神话学的引进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和反封建主义学术的发展，引进的西方现代神话学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语境中，就成为了学者们手中的一把双刃武器：一方面可以宏扬现代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则能够批判传统封建主义。二十世纪的百年当中，中国古代神话曾为众多的现代学者所瞩目，除了学者个人的因素，其社会、历史原因或出于此。换个角度，就纯粹的学术理由来说，不可忽视的是：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学者企图在传统学术史的恶性循环圈之外发现一种能够站在文化局外人的立场评论本文化利弊的视角，这个视角就是源于西方的现代科学和现代学术。由于本土的传统学术与儒家经学几乎是同义语，因此两千年来，我们在今文学、古文学，还有汉学、宋学之间的循环往复已足以使人厌烦。二十世纪初，古、今，汉、宋的所有弊病都已暴露殆尽，到了五四时代，学者们一方面希望用古文学攻今文学，用今文学攻古文学，用汉学攻宋学，用宋学攻汉学;而另一方面，五四的学者还希望找到一种能够超越古今汉宋之外的批评视角，将传统的古今汉宋一起打倒，五四学者最终找到的就是源于西方的现代理性的科学和学术——神话学当然也在其中。 在笔者最初进入神话学领域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材料”似乎已成为一种不成文的信条，或者说已成为中国学者当下的生存方式。由于清儒已将中国上古时代的汉语文献整理殆尽，现代学者们尽可以放心地使用这些材料，于是衡量现代学者素质的首要标准就变成了理解和掌握西方理论的程度问题。但是，西方理论就真的那么如入无人之境了吗?传统学术的古今汉宋问题真的离我们当代学者已经那么遥远以至于我们可以再也不闻不问，而只是那些专门研究经学的学者的课业了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