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际上，西方理论在进入中国古代汉语文献这一广泛的研究领域时，西方学术与传统学术(经学)的牵连是随时随地的。这绝不仅仅是由于先秦文献首先是由汉儒整理、注释因而现代学者根本就无法摆脱汉唐注疏，更在于，传统学术的科学态度本身就与西方学术有着相通之处，比如宋学的怀疑精神和古文汉学的实证方法。本土学者固然借助西方现代学术的视角重新思考了本文化的传统问题，西方理论同样也在借助本土学术历经千年积累的问题意识和具体方法(比如传统小学的考据方法)进入汉语文化的学术领域。但是，西方学术理论在进入汉语文化问题时，并不是传统经学的所有流派都与之发生了等量齐观的接触，西方学术只是同其中的某些学派的某些传统发生关联。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顾颉刚曾经回忆自己治学的渊源，他说道，影响他学术发展道路的主要是历代的辨伪学、清代的古文学和清末的今文学，以及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现代进化论史学。[10]也就是说，西方学术理论在通过顾颉刚进入中国学术生活时，与西方学术相接榫的传统学术只是古文学的实证方法和今文学的理论假设(即关于古史系统只是先秦儒家托古改制的结果的假说)，至于今文学家的研究方法，显然为顾颉刚所屏弃。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今文学的研究方法只有虚妄(严守师说家法)的一面而不具有科学的因素而为顾颉刚、为西方理论是遗弃?事情似乎并不如此简单。 如果我们仅从学术的角度看待今古文问题，今文学作为一学术流派自有其自洽的方法论原则，即顾颉刚所谓的“义例”，或“共同遵守的方式”。[11]今文学在现代学者眼中较古文学的方法更显虚妄，在许多时候是西方学术进入中国问题时的选择结果，同时也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基本问题即传统文化的文本批判与现代文化的文本重建有直接关联。由于文本问题始终是中国现代学术的核心问题，于是特别关注具体文本的历史语境的今文学方法在现代就受到了异常的冷落。在中国现代神话学研究中，以文本研究为主要方向和方法的西方进化论神话学派始终受到学者的青睐;与此相反，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论人类学派的研究方法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现代神话学的主流取向，其深层原因亦是同样的。这也就是说，无论进入中国的西方现代神话学，还是本土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化，其关注的焦点都是文本阐释与文本重建问题。在这样的问题意识的统摄之下，经典文献的语境问题根本就无法进入其研究视野，于是今文学的语境研究方法又如何能够被采纳呢?传统今文学的语境研究方法未被现代中国神话学所采纳是本文关注的重点问题，通过对此一问题的考察，我们正可以介入到对中国现代神话学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的思考，而反过来说，忽视语境化文本的研究恰恰又源于中国现代神话学自身的学术语境。 如果简约地分析，今、古文家研究方法的分野大致可以名为“语境派”的方法和“文本派”的方法。[12]要之，今文家认为，尽管六经不都是孔子本人所撰写，但全部都是据孔子思想的创制，于是今文家希望从中体会出孔子编定六经时具体的微言大义，为此今文家不主张割裂具体的文本而是根据具体文本的整体语境(上下文关联)获得统一的理解，是为“语境派”的方法。而古文家则认为，六经乃孔子编纂的历史文献，就同为历史文献而言，六经与六经以外的传世文献主要是历史学文献(在《吕刑》神话的阐释中，古文家引用的文献除了《尚书》中的《禹誓》、《尧典》，还有《国语·楚语》等，详下)在性质上并无不同，因此，欲探得六经的本义，并不需要再现孔子本人纂集六经时的具体语境，而是需要将六经与其他经史文献相互并置，通过形式逻辑的归纳、演绎，从“文本间(intertext)”的关系出发求得内在于六经中的普遍意义，是为“文本派”的方法。 从“文本间”的关系出发的研究方法在清代乾嘉考据学者以及辨伪学者当中获得了最彻底的实践，更由于五四引进了西方现代神话学，从“文本间”关系出发的研究方法越发占据了更为强有力的地位。如上所述，这不仅仅是由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重建自身文化——历史合法性时对于文本的需求，同时也是因为在借助西方理论反观本土的语境化材料时所产生的错位。换句话说，尽管根据西方经验抽象、修葺的理论并未彻底摆脱地方性知识的性质，其普遍意义还有待验证;但是，一旦我们把源于西方的理论预先已视为普遍性知识，那么凡是当具体经验事实溢出了普遍知识框架的时候，那问题肯定出在本土经验而不在西方理论。比如上引波德对中国古代汉语神话的评论就是典型的以西方理论为坐标系统审视中国材料之后得出的结论。 由于中国古代经典的语境化叙事文本与西方古代经典的语境化叙事文本呈现出不同的形态，那么，为了与根据西方经验抽象、修葺的理论保持一致，我们就不得不抛开本土文本的语境而直接诉诸无语境的文本，甚至将本土文本割裂，从中检选出符合西方理论界定的神话片段。这也就是说，与古希腊神话之“唯美”以及其他民族神话或“奇诡”不同，当中国古代汉语文献呈现出整体性的非神话倾向时，已经修葺的、本已易于进入各个非希腊民族神话整体的“原始神话”概念，却仍然难以整体的方式进入中国古代汉语文献，于是，以片段的途径进入中国古代汉语文献似乎就成为持神话普遍论的学者们唯一的方法论选择。当然，学者们也就立即高兴地发现，中国古代汉语文献中的确存在着“原始神话的片段”，而且这种神话片段具有“长时期内的稳定性和反复性”，[13]即十分符合西方神话学理论所描述的神话母题或类型化故事。这样，通过对不断重复出现于各种文本之间的、具有稳定性的神话片段(母题、故事)的排比，就既肯定了神话的中国文本形式(尽管是零散的形式)，同时也肯定了西方神话学理论的普遍性。而从中国文献的“文本间”关系中重新构拟出符合普遍性知识的“本土”神话材料的“科学”方法，也就很自然地接通了本土传统古文家的“文本间”实证原则。这样说来，中国传统学术基于“文本间”的考据方法能够在现代学术中延续其生命，不仅仅是其自身的实证性科学成分所致，同时也与西方理论进入中国材料时的方法论路径有直接的关系，而更重要的是，与现代中国急需学者们解决的文本重建问题有直接的关联。 马昌仪先生说：“概括来说，人类学派的研究方法可以分为归纳法、分类法和比较研究法三种。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这三种方法往往是交替使用，互为补充的。”也就是说，人类学派的神话研究基本是采用的“文本间”方法，而“文本间”的方法往往与探求普遍性的目的有直接的关系。马昌仪引英国神话学家哈特兰德的话说：“人类学方法是最科学的方法。人类学方法便是要多多搜集材料，因为相关的事搜集得愈多，归纳的结果一定也愈准确。”“要搜集许多相同的故事以考察人性的同点，社会情形及其他情形的同点。因为要想知道人类的通性，思想的方法，野蛮人种的制度，……在杂乱不同的情形中找出共通点来。”[14]这样，持进化论的人类学家们就通过“在杂乱不同的情形中找出共通点”，建构了19世纪比较文化和社会进化视野中拥有普遍性话语权力的“宏大叙事(greate narrative)”。[1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