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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为历史假设，现代学者之间仍有不同的取向。概而言之，现代学者企图从两个方向转换中国古代学者的历史假设：一是以古史辨学派的历史学家所代表的文献学方向。古史辨学者的“文本间”语义发掘是以历史文献写定的年代学和版本学知识为基础的，在古史辨学者看来，只要对不同历史文献之不同写定时间的判断不致大误，就可能再现不同时代不同的普遍思想。比如上帝、舜、禹与三苗的历时性关系，顾颉刚就认为是反映了“从神权移到人治的进步”，这也就是古史辨学者所谓的“将战国人的观念还给战国人，将秦汉人的观念还给秦汉人”的办法。于是，“三皇——五帝——三王”的历史系统就不再具有客观、真实的性质而成为战国秦汉人的造伪，也就是说将所谓“记载的历史”(伪古史)恢复为“建构的谱系”(真神话)的本来面目。 现代学者转换中国古代学者之历史假设的第二个方向是文化社会学的方向。与历史学家首先以历史文献之绝对或相对写定时间为第一参照系统不同，中国古代神话之文化社会学研究的首要工作不是勘定文献的写作年代，而是首先分析作品记载的历史内容，其参照背景和坐标则是现代人的文化发展史与社会发展史知识。现代学者将中国古代神话的内容与文化、社会发展史相对照，将不同神话的讲述内容分别安置在文化社会史知识的坐标系列当中，于是中国古代神话的各个文本之间就有了野蛮与文明之分，有了朴野和文雅之分，有了原始神话与历史化神话之分。一则神话故事是否具有“野性”或“原始性”，完全则取决于现代学者关于“进化”与“进步”的历史假设。古史辨学者并非没有关于“进化”与“进步”的历史假设，如上引顾颉刚对神话所反映的“从神权移到人治的进步”的历时性描述就是源于他头脑中发展的历史观(古史辨学者也熟悉“原始神话”的命题)，只是因为古史辨学者以文献版本学为神话文本分析的第一坐标，才将文本内容的文化社会史分析降到第二位。 以文化、社会史假设为理论背景的“原始神话——历史化神话”命题进入中国古代神话以后，与神话研究的文献学标准有时会发生尖锐的冲突。比如，记载在前的神话在文化社会史视野中并不一定就是最野蛮的和非历史化的，而记载在后的神话也不一定就是文明的和已经历史化的。仍以《吕刑》为例，《吕刑》的成书年代(约当西周)要早于《山海经》(约当东周)，其间横亘着二百年的时间豁隙，但在现代学者看来，《山海经》记载的“黄帝禽杀蚩尤”的神话则显然要比《吕刑》记载的“上帝遏绝苗民”的传说要更加蛮野和古朴，因而被认为是更为原始的故事，尽管其记录时间明显要晚于前者。 但是，“原始”与否实际上都是一些现代性的概念，是现代人使用理性反观或反思历史的结果，而并非历史本身的现实，因此“原始”与否只是一些现代的、主观的评判标准，只是现代人运用理性的精神，使用实证的方法把握历史的一种科学假设，这种假设与中国古代学者站在信仰的立场、采用溯源的方法把握其谱系式的“神话——历史”假设在目的和功能两方面都并无实质的不同。就目的言，古代学者和现代学者同样抱有寻求“本真性”的强烈冲动，尽管二者的“本真”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古代学者的“本真”建基于宗教信仰;而现代学者的“本真”建基于科学理性。但是，就科学与宗教同样是为社会共同体建构想象中的文化合法性之宗教或科学的历史性权威来说，其建构的“集体表象”功能的强制力量实在伯仲之间。于是，当现代人使用理性的、科学的和实证的方法，运用“进步”、“进化”等发展的观念企图在历史中发现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和规律时，适用于发现普遍性语义的“文本间”方法也就很自然地为现代学者所瞩目、所青睐。从顾颉刚到张光直，从茅盾到袁珂，从马伯乐到波德，无论他们站在文献学的立场还是站在文学的立场建构中国历史的坐标，他们对历史“发展”的坚定信念以及所采用的“文本间”的阐释方法，也就成为他们共同的学术倾向。 现代学者于普遍联系中建构现代文化的历史合法性，而远古时代的人们则借助具体的先例讲述文化谱系的历史源头，于是远古时代的人们相信故事，现代人更相信学术，讲故事离不开具体的语境，而学术研究却可能将故事模式抽离其讲述语境而使之生成为独立于此在的、“本真”的实在之物。研究中国古代神话的现代学者的共同倾向即忽视神话文本的语境问题，因而不能认为是一种学术随机的结果。马伯乐应当算是最注意神话文本之上下文关系的学者，但即使是他，也不曾将《吕刑》中的神话母题置于《吕刑》的全文中加以考察。古史辨学者注意到：同样的材料在不同时代的使用者手中被赋予了不同的解释(如上引顾颉刚论历代苗民传说);张光直更是企图从材料的“文本间”关系中发现其载籍时代的普遍精神。但是，无一例外，没有学者考虑过诸多神话母题在《吕刑》和《楚语》中被组合、被讲述的现实理由，而正是《吕刑》和《楚语》的全文或者相关段落极其难得地再现了诸神话母题得以生成为文化文本、讲述文本的语境条件。正是为了定义华夏法的起源及其神圣性质，作兵的蚩尤、制刑的苗民才被有机地结合进一次完美的讲述。而当观射父向楚王讲述本民族的神性祖先重、黎绝地天通的伟大业绩时，他急于表达的当然是楚国在当下时代问鼎中原的强烈欲望。张光直企图从《楚语》中发现战国时代人们的普遍理想，但他恰恰忽视了文本中最直接地表达的楚民族的当下的、具体的集体愿望。相比而言，顾颉刚将众多传说材料分别置于他认为适当的记录和写作年代并排列其讲述时间的先后，以期从中发现不同时代的人对不同材料的不同使用方式，以及其中反映的思想史的具体变化轨迹，而不是企图在材料背后发现普遍的时代精神，比较而言，还是一种相对稳妥的办法。但即使是古史辨学者的《吕刑》、《楚语》神话研究也仍然忽略了神话讲述的上下文语境，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