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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情也有相反的一面。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以后，人们开始反省为此付出的代价——经济开发导致的环境破坏，商业社会人际关系冷漠化等等。近年来环境意识的抬头，对传统价值观的重新评价，抢救民间艺术，保存民间用具，建立乡土博物馆，恢复过去的民俗艺术表演等，民俗文化得到了应有的重视。 作者在民俗学家介入民俗的保护、挖掘，以及开发的问题上，提出了如下的观点：即民俗学的基本任务是揭示民俗的本质、表现形式以及变迁的过程。但这一切必须在民俗事象和传承的母体紧密结合的状态下进行的。保存在博物馆的民具，为观光服务的具有表演性质的民间艺术，已经脱离了民间传承的母体，成为一个孤立的片断。这已经不再是活生生的民俗事象。因此，对脱离了传承母体的这种所谓民俗的保护，民俗学家必须持极其慎重的态度。同时必须加强这方面的研究。而且民俗学不能仅仅描写过去，而要把现实中变化的社会作为自己研究的主要目标。 在提示上述问题后，作者提出了在面对民俗变化民俗学今后的课题： “如何面对正在发生的民俗变化，是决定民俗学未来性质的关键。如果说作为民俗传承母体的村落构造的变化，导致了民俗在质和量也发生相应的变化，那么我们必须对这个变化的过程和特点加以仔细的观察、研究”。[2]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人们的生活态度境意识以及宗教感情等精神层面的状态也同样是民俗学的重要课题。 虽然日本的情况和中国不尽相同。但是中国的民俗学也同样面临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传统民俗事象消失的问题，在重视“抢救’’正在消失的民俗事象的同时，把民俗变化的过程本身作为研究的对象加以分析的思路值得我们借鉴。在很大程度上，民俗事象的变化是一种传承者主体意识的选择，做出这种选择的动因包括牛产生括样式的改变。政治权力的介入、自然环境的变化等。描述这种民俗主体的意识的变化，及其和相关因素的互动关系也是今后中国民俗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 可以说，在这个方面，本书作者在继承柳田民俗学的传统的同时，提供了转换过程中民俗学转型的一个方向。 2、关于“常民”的概念 对于民俗的主体，El本民俗学界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人民”，“民众”，“庶民”，“大众”这些词汇。柳田国男曾创造出“常民”这个词汇来作为民俗的主体。在他主编的《民俗学词典》中他这样定义“常民”:“指保持民间传承的阶层。柳田国男用这个词来翻译英文的folk，德语的Volk。如今不仅在民俗学界，在其它领域也得到承认。在日语中平民，庶民这些词通常相对于贵族、武士阶层而使用。而人民，大众，民众这些词语容易产生政治上的联想，因此新造出这个词语”。[3]从这个解释可以看出，柳田国男希望避免用阶级或阶层来界定民俗的主体。 在“民俗学研究的课题”一节中，宫田登指出，“常民”有实体概念和抽象概念两种。作为实体概念，指耕种水田的农民，在江户时代，他们占了日本人口的70%。柳田国男认为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代表了日本人世界观的主体。他们当中大多数是无读写能力的文盲，很少有书面文献的材料流传下来。而事实上直到19世纪初期，日本总人口的70%都是文盲。因此生活文化的传承是以口头形式为主。民俗的主体也就是这些作为文化载体的人们。 然而，随着产业化的进程的加剧，作为实体的常民在急剧地减少。但是日本民俗学界认为，作为实体概念的常民虽然消失，作为民间传承的主体的“常民”依然存在。有人将此用“常民性”来描述。即使离开了水田耕作，在城市里生活了2、3代的日本人，依然继承了祖先的生活样式，并加以改造使之适应城市的生活环境，形成民俗。因此，“常民性”的主体，依然是日本人的多数。在这里，“常民”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得以成立。[4] 宫田认为，“常民”概念的抽象化，即文化意义上的“常民”概念的确立对开展都市民俗学十分重要。这该如何理解呢? 笔者认为，这至少可以说明都市民俗学的诞生，并不是民俗学研究在村落研究已经几近穷尽而作的地域性转移，而是具有学术上的学理依据。对中国民俗学来说，文化概念的“常民”的价值在于：在阶层，阶级日益模糊的今天，民俗主体到底是谁?也就是说中国民俗学界争论了多年的民俗的“民”该如何界定这一问题或可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答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