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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十年代，一些因抗日战争由华北、华东内迁西南的社会学、人类学家采录了大量的少数民族神话、歌谣、传说，吴泽霖、张少微、陈国钧、杨昆、吴文藻、费孝通等著名学者是其代表。他们主要运用英国人类学功能学派的方法，考察民族学、社会学和人类学背景下民间文学产生的根源与表现形态，认为民间文学首先具有重要的民族文化功能，可以用来解释特定民族、社会、民俗事象的产生与演化[5](P115-133)，我们可以将这些成果视作对民间文学本体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由于这些研究从更为宏观和整体的文化人类学视角切入民间文学，因而其结论与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较强，为民间文学本体的探索提供了具有深远的学术史影响的研究范例，一定意义上也总结了民间文学本体的独特性，即民族的、历史的和地域的文化本文。 由于存在多学科研究的多元本体观，我们也把第一个时期称作民间文学本体探索的混融期。 第二个时期是建国初期的十七年。1950年成为这一时期具有象征意义的关于民间文学本体探索的良好开端。此时，郭沫若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发表题为《我们研究民间文艺的目的》的报告，将民间文艺主要定性为文学遗产，即文学本体。同年，蒋祖怡出版了《中国人民文学史》，提出了人民文学(民间文学)有四项特质：口语的、集体创作的、勇于接受新东西、新鲜活泼而又粗俗浑朴的。[7](12-18)尽管这一研究受到当时学术界的严厉批评，存在极左思潮的诸多谬误，但其对民间文学的文学本体的认识，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严肃探索，因而具有一定的学术史价值。与此同时，钟敬文连续在《文艺报》、《光明日报》、《新建设》等刊物上发表文章，评述民间文学作为社会文化现象的社会政治功能[8]，其本体认识是基于文艺社会学的。 此后，许多文艺工作者继续接受延座讲话的影响，开始重视民间文学，把民间文学纳入到文学框架内加以研究，依照作家文学的批评标准，如思想内容、艺术上的典型、情节结构、语言特色等，分析民间文学，强调其文学性。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受到时代思潮的严重影响，民间文学研究者学习和认同苏联民间文学理论界的本体观，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来研究民间文学，把它作为劳动人民的集体口头创作和口传历史，在阶级论文学与阶级历史观的意义上界定民间文学，其中以北京师范大学1955级学生集体编写的《中国民间文学史》为代表[3]。 总的说来，第二个时期的民间文学本体观是文艺学的，其探索是在明确的学科意识与苏联化的学科体系下完成的。 第三个时期是新时期以来的二十年。改革开放与思想自由的宏大历史语景下，国外民俗学、人类学、民间文学的研究成果被大量译介，形成了空前的学术繁荣期。民间文学本体研究是在批判传统研究的前提下展开的，抛弃了苏联化与阶级斗争观，步入学科意义的全面研究阶段。1980年钟敬文主编的全国性教材《民间文学概论》[9]第一次系统阐述了民间文学的本体意义与基本特征：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集体创作和口耳相传的语言艺术，它具有集体性、口头性、传承性和变异性的特征。这一观点确立了此后我国民间文学本体研究的基本原则，也是民间文学理论的核心线索。1984年段宝林发表了《论民间文学的立体性特征》，对民间文学本体特性作补充性探讨。文章认为，民间文学除了学术界公认的四个基本特性以外，立体性也是其重要特性：民间文学的异文形态、表演性、多功能性、实用性、即兴创作、传承途径和表现内容等都具有显著的立体性。尽管新时期早期已经大量译介了西方人类学和民俗学的新理论，但就其运用于民间文学的研究实践而论，还没有影响到民间文学的文艺学研究，或者说，并未改变民间文学的文艺学意义上的本体观。 二十世纪八十代后期至二十世纪末，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随着一批学者对新理论的学习与运用，民间文学研究很快出现了具有本体色彩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视野的重大突破。这些新方法的运用，主要有历史地理方法(芬兰学派)、形态学方法、AT分类法、母题方法、叙事学方法和人类学方法等，导致民间文学体裁学领域出现了一批堪称中国学派的重要成果，极有力地推动了民间文学本体研究。事实上，方法论的丰富体现了本体论的拓展。本体诠释学创始人成中英曾说：“用方法来解释本体的整体性与非方法性，也用本体来理解方法的整体性与非本体性，”[2](P54)本质上讲，体裁学研究的深入呈示了民间文学方法论与民间文学本体的互动关系。 台湾民间文学界致力民间文学的人类学研究，为我国民间文学的本体研究作出了独特贡献。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人类学家李亦园的文学人类学研究，他运用西方人类学的展演理论来观照民间文学。所谓展演(performance),是指一种沟通(communication)与表达(expression_r)的方式。展演理论作为探讨口语文学沟通表达的基础概念与架构，李亦园认为其主要内涵是：传诵、讲述口语文学作品时的技艺与其所含意义，包括讲述时的音调、速度、韵律、语调、修辞、戏剧性与一般性表演技巧等等;传诵过程中所有参加者，包括“作者”、讲者、听众、助理人员、以至于研究者之间的各种互助、反应行为;不同类型的口语作品的定义与意义有时不单靠口语的表达，其他各种非口语(non-verbal)的因素，包括姿态、表情、动作、甚至于音乐、舞蹈、服装、布景、非口语的声音、颜色等等，也有传递、表达的含义;传诵者的个人特性、身份背景、角色以及其文化传统更是关键要素;此外，讲述传诵时的情境(context)也是重要的项目[10]。民间文学的展演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本体线索，即民间文学在文学人类学意义上的独特性。 这一时期的民间文学本体探索，侧重于民间文学之文化学、民俗学和人类学等跨学科意义上的独特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