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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性”与“现代性”绝非永远地不可调和，当“现代性”能够正视其“不完满性”，而当“后现代性”并不完全否定“现代性”时，它们就在我们所谓的“内向现代性”上握手言和。“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当然有许多针锋相对之处，如果“内向现代性”不能将“后现代性”包容进来，它们就仍然可能是对立的，但至少在一点上它们是共同的：“现代性”无论其来源、其将来走向如何，在目前它就是“不完满”，因而就需要对它进行批判，无论是站在其内的反思性批判，还是可能在其外的批判。 如果说在“外向现代性”中，民间文学被用做反教会、反封建的批判武器的话，那么在“内向现代性”中，批判的矛头则指向了“现代性”自身。“后现代性”无论是否可以被归于“内向现代性”，但它的的确确促进了“现代性”的自我反省。 对“民间文学”的发现、“民间文学”意识的觉醒以及理论上相对次要的“民间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在中国至少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不充分的现代性或者现代化作为一个民族集体计划所具有的巨大号召力，都不是“内向现代性”自我反思的积极成果。所以，经过当代文学中的“文化寻根热”、“新儒家”对传统文化价值的现代性转换、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引入和研究，以及另一方面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实际遇到的资源问题、生态问题、社会政治问题后，主流的民间文学观才有了一些较大的变化。例如，文化部长孙家正先生在一个讲话里称，“民间文化”被作为对现代文明、科技进步使人类所付代价的精神补偿，作为被疏远、被遗忘了的我们自己的历史由来，因而保护“民间文化”也就是守护和光大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后现代性”的“民间文化”观，最终又被“现代性”所收编。孙先生指出，民间文学的价值在于它“往往带有更多的民主性的精华”；“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在于拥有了真正体现鲜活民族精神的、在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实践之中创造的文化”（孙家正《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3年10月30日〉）。在此，“民间”的就是“民主”的、“人民性”的，具体地说也就是“民族”的。“民间文学”的当代命运就是“民族文化”传统的命运。这种观点隐约透露出：“现代性”在中国甚至还不能说是“一个未完成的计划”，而是“一个刚刚启动的计划”。因而“民间文学”在中国相当一个时期还将被用于启蒙、用于“外向现代性”的建构。 “民间文学”在西方例如在赫尔德那里*9熏也是被作为“民族的信仰、快感、感觉和力量”（户著第87页），因为唤醒德意志民族意识是德国启蒙运动的一大任务。但是，就其主要情形而言，由于对人性以及人性之普遍性的偏好，“民间文学”对“民族”愿望的表达，一开始就是以人性及其普遍性为支撑的。“民族”的要求惟其有此普遍性的支撑才显得“义”正而“辞”严。因此，西方的“民间文学”更多的是对“现代性”的批判性回应，对“现代性”所摧折了的、所排挤了的健全人性的呼唤和抢救。有史以来的人类学，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美国学界对少数族裔文化的突显，女权主义对男性编码的抗拒，目前方兴未艾的“全球文化”理论等等，实际上同“民间文学”一样都承担着“现代性”反思的使命。可以预言，随着“现代性”在中国的迅疾展开，我们的“民间文学”也将在所谓的“内向现代性”中找到现实感和用武之地。 许多后现代思想家都论证过，文学本质上就是后现代性的，或者变换为更尖锐的说法：就是女性，就是他者，就是社会无意识，就是永远的边缘和被抑制。我们可以由此而进一步断定说，所谓“文学”就是“民间文学”。今天，假如我们还能谈论文学的本质的话，那么它一定就是“民间”。在“内向现代性”这里，文学是民间的，而在“外向现代性”那里，相对于其时居于支配地位的教会文化、庙堂文化，文学也同样是民间的。文学或者就是民间文学，是可以与“外向现代性”、与“民族”身份或“国族”意识结盟的。但这种联盟是暂时的、不稳固的，一旦“现代性”争取到统治地位，文学或民间文学就将即刻转变成它的敌人。 其间“民间文学”自身并无多大变化，它依然是其自身，所变化者只是它与“现代性”的意向性关系，如我们已经勾勒的，先是被“外向现代性”、后是被“内向现代性”所意向地建构。 问题于是就回到了我们开始时所提出的作为“自在之物”的民间文学与作为其“显现”的民间文学的对立。当然可以像户著那样将“自在”的民间文学依据胡塞尔的现象学作为“超越性”的客体悬置不顾，而专注于其在意识中的“呈现”。但是，显现从来就是显现者的显现，显现者总是通过显现而显示其“自在”。如果从“自在之物”这个角度说，显现就是它的“事功”，而“事功”也就是其自身，它在“事功”中存在。说到“人事”，我们总是在有所作为中证明我们自己的存在。我们是什么？我们就是我们的作为。撇开我们的作为而追究我们的“自在”如何是没有意义的。一个浅显的道理：法律不可能只是惩罚恶行而赦免作恶者。所谓“人犯”是该人之“自在”与其“显现”的统一体。在这一意义上，当尼采宣称“没有事实，只有阐释”时，他说的就是“事实”在“阐释”中的“呈现”，即“事实”的“自在”与“阐释”的“呈现”的统一。 由此说来，在哲学上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自在”的民间文学与“显现”的民间文学的对立。“民间文学”已经在与“外向现代性”和“内向现代性”的先后结盟中呈现了它的“自在”性，即总是异质，总是他者，总是增补。 感谢户著，我们已经知道了民间文学的“自在”。 （原载《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1期，文中涉及的图表、公式、注释和参考文献等内容请参见纸媒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