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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采歌”作何? 根据现有的文献来看，民国前期北大“歌谣研究者们”之所以发起对民歌的采集，原 因主要有二，一是过去对民众生活的记载太少，一是口传文化需要实录。至于采集目的 ，征集者业已反复申明，那就是：收集资料，以利学术；引申开来则是再造民间，重建 历史。这样看来，民歌之被大量采集，其实只是被当作学者们的资料，供研究，供应证 ，供发挥。此过程的步骤大致是：调查——整理——研究——利用。 具体而论： 1)调查 调查的方式包括采集、征集和辑录，并有“直接采访”和“间接征用”之分 。以当时歌谣研究的进展而论，“调查”用语的出现要晚一步，但它的登场却意味着好 几层新意。首先是对“采集”的突破。如果说“采集”(包括征集和辑录)尚带有旧时的 “采风”遗迹的话，“调查”显得更具有现代色彩，对调查者“到民间去”、“到现场 去”的强调更为突出；在方法上也体现了科学实证方面的要求。此外是从“民歌”向“ 民俗”的扩大，即开始把歌谣的范围延伸到整个的民间社会与民众生活之中。按理说这 原是“民歌研究”之发动者们的本意，不过在起初倡导以歌谣开头和为基本对象罢了。 1923年5月，在歌谣征集工作开展了将近四年之后，北京大学又成立了一个与歌谣研究 会并列的学术组织——风俗调查会，使隶属在其“国学门”下面的研究机构进一步扩充 。据容肇祖回忆，“风俗调查会”的来由，源于常惠提出组建“民俗学会”的动议。后 来有人主张以“风俗”为名——因为此二字甚现成，且能与西文的folklore对应——经 讨论后被采纳，遂有后来的名称。这里暂且不论风俗与民俗之间的明显差别，仅就其“ 调查”一语来看，便不难见出其对最初(歌谣)“征集”的改进。该会成立后决定“先事 文字上之调查”，一方面组织会员选择北京近郊进行试验，一方面将专门制作的调查表 大量印发，发动相关师生广泛参与实地调查(可利用暑假)，要求在调查中“以具体的事 实为依据”，并规定调查的对象是包括民歌在内的“全国风俗”。“风俗调查会”发动 组织的突出成就之一，是顾颉刚等人对京郊“妙峰山”民间进香风俗实地调查后整理发 表的一份报告。 一年以后(1924)，同属于北大国学门的“方言调查会”又告成立。其“宣言书”先对 由号称国学门“老大哥”的“歌谣研究会”(注：把“歌谣研究会”称为北大国学门“ 老大歌”的提法出于常惠。参见其《一年的回忆》一文，《歌谣周年纪念增刊》，1923 年10月7日。)所开创的事业加以首肯，称：“自北大歌谣研究会成立，颇得国中人士的 响应，而一般社会也觉得我们民间遗传的一切文艺与习俗有保存的价值”，然后宣布该 会的宗旨是对全国方言进行“详细透彻的调查”，并具体阐明了七项相关任务，其中包 括调查“殖民”(移民、迁徙)历史、考订“苗夷异种”的语言等。有意思的是，该会的 主要倡导者又是北大歌谣征集活动的发起人刘半农教授。[1](P213-214)对此，顾颉刚 曾在南方的广州有过一番总结，曰： 要研究歌谣，必须有歌谣的材料，又必须有帮助研究歌谣的材料。北京大学设立了歌 谣研究会之后，所以设立风俗调查会、方言调查会，就是希望觅得这些帮助研究歌谣的 材料来完成歌谣的研究。但这些帮助研究的材料一经独立后，又需要许多他种帮助研究 的材料了。(《广州八甲集歌序》) 后来，北京的《歌谣周刊》因故暂停。“一停就停了十年多”。直到民国二十四年才 由北大文科研究所决定恢复重办。重新问世的《歌谣周刊》“复刊词”由曾经号称“新 文学”主将的胡适撰写。胡适的出场意味着这一时期的歌谣研究有了新的改变。 胡适首先肯定北大《歌谣周刊》是中国歌谣征集与歌谣研究的“唯一中心”，然后强 调歌谣收集和保存的最大目的在于为中国“新文学”服务——“为其开创一块新的园地 ”。接着在参与了“风谣学会”的发起组建等相关活动之后，胡适明确提出了开展“全 国性歌谣调查”的主张，潜在地暗示以往的“征集”既不系统又不精确，倡导像(自然 科学中的)地质调查、生物调查和方音调查一样，对中国歌谣进行有计划、有系统的全 方位了解，掌握它的存在类型和整体分布，力争在二三十年内制作出大规模的更精密的 “全国歌谣分布流传区域图”，以资学术研究的更好利用。 可惜还没来得及见到各界的普遍回应，《歌谣周刊》自身就又夭亡了。 2)整理 既然“歌谣”主要是当作资料收集上来供学者研究之用的，就难免需要像有 待处理的素材一样，还得经由收集者再作整理了。整理的办法，主持《歌谣周刊》编辑 的常惠提出主要有三种：分类、标音和注释。分类的问题十分复杂，以至在很长时间内 相互争论不休：客观说、主观说，由“情”分，按“意”分……各不相让。(注：参见 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第13-45期有关分类问题的争论。以及常惠《一年的回忆》一文 ，《歌谣周年纪念增刊》，1923年10月7日。)标音和解释都针对歌词的读音而言。前者 主要包括汉字记音和罗马字记音两种，目的是帮助读者了解所录歌谣的特定读音。后者 则在于对方音与发言做出说明。 “整理”的做法本已同最初呼吁关注时对民歌特性的认识——天然去雕饰——有所抵 牾，却与知识界的学术步骤十分吻合。北京大学整理后的歌谣“样本”(约二万余首)被 存放在国学门的歌谣研究会中，无声无息地等待着学者们的进一步分析研究。 3)研究 前面说过，民国时期的“歌谣运动”之所以能够转变为“学”，关键在于“ 新知识界”的介入参与。这种参与介入的模式，说白了，就是：研究歌谣，了解民间； 然后发展自己，壮大学术。为了对此有具体了解，不妨以刊发在《歌谣周刊》上的两组 通信作为个案来稍加分析。 “个案一”，常惠对蔚文(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第4号，1923年1月7日)。 蔚文原信(摘要)： 维钧我哥：我对于歌谣，向无研究，简直把个“外行”的资格也够不上，无奈在近来 喜欢歌谣的欲望，竟使我大胆写出这封信来，和您讨论歌谣；不知您有工夫答我这封糊 涂信没有? 我曾经见过一种说法，认为民间的歌谣只可用“口授的方法”保存，不然会被不老实 的文学家利用舞文弄墨的法子来给弄灭亡了。如今你们鼓励大家用文字来记歌和投稿， 却又附上“编辑”和“审查”等字，我看见后不由得替中国歌谣打了个寒战。因为你们 都是文学家，倘若小百姓嘴边吟咏出来的东西，你们看不上，也要舞文弄墨一番，那么 ，我恐怕便与你们征集歌谣的本旨违反了!不知您以为怎样? 此外，目前的中国歌谣研究，即便是作为全国最高学府的北大，作得还不如外国人， 真个是不能不让人挥一把汗! 弟蔚文启 常惠答复(大意)： 慰问学兄：你的来信我已拜读过了。你既是诚恳的与我们讨论歌谣，是求之不得的事 情，那里有不肯答复之理呢。 我知道你曾翻译过有关“民俗文学”(Litterature Popularie)的文章。不过“民俗文 学”与“民俗学”(Folklore)并不一样。前者如《三国演义》、《水浒》和《封神》。 它们可在民间流行的。但民俗学的东西却只是从民间取材，末了并不一定要给民间看的 ，如歌谣、传说之类。我们研究“民俗学”就是采集民间的材料，完全用科学的方法整 理它；整理之后呢，不过供给学者采用罢了。 你还提到要用“口授的方法保存”，现在的瞎子唱的小曲和说的书，又何尝不是用口 授的方法呢?但是我们有眼睛的怎能受那番痛苦呢?……我们现在的责任是老老实实把歌 谣写在纸上供大家研究。本刊也不过是个研究讨论的机关就是了。 常惠 蔚文的信把《歌谣周刊》的研究者称为“文学家”，从而把他们与传唱民歌的“小百 姓”区别开来，显出“歌谣学运动”中一种清楚冷静的眼光和心态。他对从“采录”到 “审查”、“编辑”等做法的提问则体现着对关注歌谣之宗旨的根本质疑。常惠的回答 一方面较含糊的绕开了“口头传授”应否采纳的问题，只是说有眼睛的“我们”无法忍 受那种痛苦；另一方面倒又明确表示了“歌”和“俗”一旦上升为“学”后便不再为“ 民”的精英立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