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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光明 个人的力量和地方的力量，使它们成为我们文化机构有价值的工具。尽管我所举的公众和机构感兴趣的例子来源于健康界和法律界，但是不难想象在难民文艺或者乡村节庆上会出现相同的议题。我在叙事和医学以及叙事和法律的工作中，对于官僚主义对普通人叙事的不断渗入以及某种方式上不可避免的伦理纠缠的嗜好保持着警醒。医学对于疾病叙述的专业目的是，要修正生物医学将身体的客观化，为人的主体性重新赋予声音和媒介，提供医学同理心特质的证明；这就要求与权威的医学宏大叙事的疏离，而这看来是不会在明天就发生的。我很担心机构对民间话语的热爱行将成为帝国主义，就像这些机构向来热衷于管理并改写与优势意识形态不符的传统一样。成为一块不再被忽视的研究领域，责任重大。那是我们的曾经所在，只要想一想在纳粹德国期间作为政治工具的民俗就好了。尽管我很害怕那些事情，但是它们确确实实是民俗学家要参与对话的重要原因。 在我看来，似乎有这样一些关于民俗学的陈词滥调。比如：第一，我们抱怨没有人对我们的工作感兴趣。第二，我们的工作突然变成了很多人的兴趣，比如学术界、政府机关、大公司或者美国文化的经营机构（想想看吧，举个例子，多元文化或者遗产）。第三，我们还在犹豫是否要加入对话，与此同时所关心的只是这样做了能意味些什么。第四，我们决定不参与。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关注意识形态的变化（当观点和概念随着时间被介绍到新的社会和政治语境中时，它们的政治意义就被改变了）；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出于对《非故意后果法》的信任，某些干预明显地会在以后伤害到某些人。然后第五，我们抱怨那些非专业人士不向民俗学专家求援，却正在把持着话语的形式。 我们要改变这种陈规。我们对于非故意后果的害怕是高尚的、重要的，在我们的领域里有着真实的伦理窘境的历史，但是我们还有另一种思考方法。我最喜欢的民俗学引言之一是大卫·惠斯南（David Whisnant）写的：“从事公共事务以及在公共场所行动，都不可逃避地要介于象征着个人生活和机构的意愿和愿景之中。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是否应该介入，而是我们的介入应该怎么做以及为了什么结果，是处于历史、文化和政治的环境的哪些特殊方面，是为什么样的价值和社会愿景服务”。因为民间文化的公众做法有时候会有错误观念，因此就不想介入，那么我相信我们也就变成了这种做法的同谋了。 所以，我提出以下建议： 1、民间话语的转向使得我们的专业被大家了解，变得从所未有的重要。努力工作并使自己成为民俗学家吧，意义会在经验中得以发展的。我们的研究素材的内涵已经大大地改变了；现在也是学科的内涵可以改变的时刻。要让人们确切地知道，我们领域的专门知识是地方性知识、叙事和表达的文化；要让人们确切地知道，这项工作需要专家，要告诉他们我们有一个相应的应用软件。 2、至少在我们的领域之外发表一次文章，在你的学科以外应用一次你的研究。不管你在哪里，作为民俗学家到其他领域去。 3、当你看到对民间话语的管控时，就制止它。要让机构明白，改写民间话语去适应表面的目标，合成并操纵人们的故事为机构服务，盗用文化去实现机构的目的，这些都不是倾听。要让他们看到，对于故事的所有者和试图去改变故事的机构，盗用并重塑传统几乎没有正面的作用。 4、确保那些关注民生的专业人士得到尊重。个人的力量和文化非常容易被误用，当你看见这种情况时，你要指出。分享故事、洞察经验，或者作为目击者、幸存者、实践者的专门知识，或者文化的传承人，这些都是值得被尊重的。 民间话语作为权力的工具，越来越多地显现在公共文化中，创造了舆论关注的亮点；所以，我们必须要运用我们的专门知识，确保病人、受难者、幸存者和文化传承人不会被排斥在这一进程之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