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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想可以这么说，郑振铎关于俗文学的概念、特质等等的认识，也许都有值得推敲的余地，他唯一稳定的思路，则是对于俗文学文体的把握。这一点，只要浏览一下《中国俗文学史》的目录即可明白：全书十四章，第一章算总论，第二、三、四、五、十和十四章基本可算是民歌这一样式的发展历史，剩下占半数的七章，则差不多是变文、杂剧词、鼓子词与诸宫调、散曲、宝卷、弹词、鼓词与子弟书这些俗文学门类的专史了。事实上，郑振铎无论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还是《中国俗文学史》中，这种文体意识十分明显，时有流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之“例言十”就说：“本书的论述着重于每一个文学运动，或每一种文体的兴衰。”[16]在该书第三十八章“鼓子词与诸宫调”中，郑振铎不无自豪地说：“这些文体，不仅在宋代是新鲜的创作，即在今日，对于一般的读者似也还都是很陌生的。本章当是任何中国文学史里最早的讲到她们的记载吧。”[17]同样，《中国俗文学史》第一章第五部分也说：“……尤其注意到各种俗文学的文体的演变与其所受的影响。”第十一章“宝卷”中也十分自豪地说：“十年前，我在《小说月报》的《中国文学研究》上，写《佛曲叙录》方才第一次把‘宝卷’介绍给一般读者。”[18] 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的写作过程中，除了具有一以贯之的文体意识而外，还蕴涵着一种针对现实研究格局的人弃我取式的策略[19]。比如他将作为俗文学最核心的两大门类小说、戏曲置而不论，我想其原因不仅是因为它们太多太复杂，而且相对于宝卷、弹词而言它们已经获得了学界相当的关注了，所以他选择了“只讲到小说、戏曲以外的俗文学”的策略，应该说是非常英明的。但《中国俗文学史》对这一策略的使用亦并非无可訾议，比如第九章“元代的散曲”，就花了大量的篇幅讲述极其雅致的文人作品。尽管他在第一章就宣称这只是例外，其解释是“因为元曲讲述之者尚罕见”，但过于膨胀，远远超出了俗文学质的规定，实在没有什么必要。“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20] 关于《中国俗文学史》的性质与范围，似乎还有一个话题值得探讨。按照该书对俗文学设定的概念与特质来说，它应该包括目前学科分类中所谓“民间文学”的全部。但两相对照，问题就凸现了，作为民间文学主干之一的神话、传说与故事，在《中国俗文学史》中却很难找到踪影。神话的缺失可以不论，因为它特殊的性质似乎是超越雅俗的。而传说故事的缺失，我以为仍然与郑振铎个人的文体意识有关。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有丰富的传说故事流传，甚至有些世界性的故事母题也会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找到最早的记载。这一点，郑振铎并非不知道，相反，他在这方面曾作过很精彩的文章，比如《螺壳中之女郎》、《中山狼故事之变异》[21]等，不仅为传说故事寻找文献渊源，后者还进行了中外同类故事的比较研究。问题在于，中国历史上丰富多彩的传说故事，大多保存于文人笔记之中，而且多半失去了民间口传的膏腴滋润，很难有特别精彩的文本遗留下来。所以，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第十九章“故事集与笑谈集”[22]中，他可以讨论《搜神记》中“豫章新喻县男子”是“世界上流行最广的‘鹅女郎’的故事的一个”，但对其具体文本的文学价值十分不屑，故该章劈头第一句话便说：“在唐以前，我们可以说是没有小说。”同样，在《中国俗文学史》的第一章中论小说时，也毫不含糊地说：“所谓‘俗文学’里的小说，是专指‘话本’，即以白话写成的小说而言的；所有的谈说因果的《幽冥录》，记载琐事的《因话录》等等，所谓‘传奇’，所谓‘笔记小说’等等，均不包括在内。”[23]这样，中国古代传说故事，也就所剩无几了。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董永故事在中国广为流传，传为刘向所编的《孝子传》以及《搜神记》中均有记载，但促使郑振铎将之写入《中国俗文学史》的原因，却主要在于在敦煌文献中发现了长篇叙事歌曲《董永行孝》。可是，沉积于《搜神记》之类文人笔记中的大量传说故事，又有多少能有董永故事这样的幸运呢？ 这就牵连出一个或许更为重要的问题。实在地说，俗文学也好，民间文学也好，都应该包括两种形态：一是口传的，一是书面的，两者之间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联系，此不俱论。相对而言，郑振铎显然偏重于后者，这不单表现于他的那些文学史著作中，而是贯穿于他所有的俗文学研究之中的。在《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的发现史略》中论及民歌俗曲的一部分，开头是这么说的： 在这里似该顺便的提起这三十年来对于民间文艺作品的搜集的经过了。将无人注意，野生土长，像不知名的岩花幽草似的悄悄的自生自长于山野之间的许多大众文艺的著作，特别的指示了出来，给他们以一种新的估测和研究，这乃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新事业之一。在以前，宋、元、明、清的时代，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人在做这搜集的工作；然而他们却是如何的寥寞，其辛苦搜集的成绩，却都烟消云散似的被抛弃了，或被埋藏在破书堆中，竟无人顾问及之。直到近十余年来，因了民歌搜集的工作的发达，方才连类及之，把他们的著作，也拭拂去重厚的灰尘而给以相当的注意和敬意。[24] 显然，他对于五四以来轰轰烈烈的民歌搜集运动是赞成的，但自己更偏重于对于传统文献中民歌作品的搜集研究工作，所以该节的主要篇幅也在于推荐《白雪遗音》之类的民歌集，并对当前的民歌搜集工作略有遗憾，他说：“由口头的采访纪录，而推广到各地小唱本的收集者，则似尚未有人。”[25]由此，郑振铎重书面轻口传的倾向显露无遗。按理说，研究者各据情性有所专擅，原是很正常的，何况郑振铎的这一倾向，或许多少也含有先觉先行的自我意识在内。但在我看来，作为中国俗文学这一专类的通史著作，却不应该完全为个人的研究偏向所覆盖，而须更多地考虑到这一门类的质性规定，也就是说，或许还是比较均衡地顾及口传与书面两方面才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