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我所知，与美国人相比，鸡尾酒的确给白里安带来了更多的问题。不过，那时在欧洲已经存在了反美主义的情绪。因为美国这个大西洋那边的“新世界”似乎挑战了“旧世界”的优越性——至少从欧洲工业家和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形与当下的情形似乎相似：欧洲人和美国人充满不信任地认为：中国和印度正在成为世界权力“俱乐部”的新成员。 但是在历史上，考虑到这种新的全球性的竞争，一个统一的欧洲的观念突然看上去似乎是可接受的——尤其是从一种排外的文明、一种“有教养者的欧洲”的方面来看。因此，这种对外的区分造成了新的对内统一的观念。 从文化上说，新的敌人、从前的殖民地——美国，仍然是欧洲总体的一部分。巴黎的罗浮宫相对梦幻工场好莱坞，精品艺术的悠久历史相对“轻浮的大众文化”：在欧洲精英们的眼中，欧洲的文化遗产与优越性看上去似乎依然是稳固的。 因此，白里安作品里的形象采用了来自历史、文学、艺术与音乐方面的母题，这并非巧合。他使用了一种共享的“文化记忆”，这种记忆的标准已经被欧洲特性打上了印记。这种记忆传统上包括民族英雄与精神、生活方式与艺术等。这些几乎都是陈词滥调和成见，但是以一种有区别的方式和嘲讽的口吻被编织起来，以塑造出一种具有良好教养的、见多识广的欧洲精英的“共同记忆”。今天，在几乎一个世纪以后，这些形象依然为我们所熟悉。这种“文化的记忆”依然在我们的时代里起作用。但是，它正变得衰弱，而且，它将被变得更加多样、更加世故。 这里还有另一种显著的延续：像在白里安时代一样，直到今天，“欧洲的”认同观念似乎依然主要是“具有良好教养者和精英主义者的欧洲”这一成见的投射。 对于目前这种“欧洲的欧洲化”(Europeanization of Europe)，我想贡献一些新的思考，尤其是考虑到实际发生的、从国家的到文化的和全球性的自我形象的转折上。本文大略集中在三个主要话题上：第一、政治性的欧盟的欧洲;第二、欧洲的日常生活：风格与潮流;第三、移民导致的欧洲认同的全球化。事实上，所有这些话题如今都是欧洲的民族学家们关注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在我柏林的研究所，我们力图把研究聚焦在欧洲的这些变迁上。 一、 欧盟的欧洲 考虑到欧盟在过去几年间的拓展，似乎存在一个主要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欧洲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为两种彼此矛盾的倾向主导着：一方面是对以往各个国家的货币、机构、规则的统一化。如今，私人住宅的建设不得不遵循相似的建筑标准;葡萄酒和奶酪的生产也按照主要的原则和配方被重新组织。这样一来，这些产品似乎部分地失去了其原有的典型性的和地方性的风味。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欧洲的汽车制造业和啤酒市场。这一切似乎显示着存在失去“多样性”、因而失去“文化”的倾向!这一生产和消费的标准化被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作为“自上而下的政治”、作为欧洲式的政体而被实践的。它意味着致力于国家统治的调节与调和。同时，这些政策也造成了其成员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活条件的同化。因此，有关社会安全和社会公正的传统的欧洲观念肯定会扮演重要的角色。 另一方面，也是“自上而下”的，布鲁塞尔力图通过文化政策来促使欧洲全面地融合。这些文化政策竭力发展出特殊的欧洲“认同产业”：通过保护欧洲的文化遗产，例如历史性的纪念碑和建筑;通过中央集权式的教育观念和文化竞争观;通过欧洲统计局的各种统计模式与地图而建构出的“数字与价值的欧洲”;通过超越国家的“欧洲区域”和生态观念;或者，通过欧洲式的产品设计和消费模式。因此，葡萄酒市场和奶酪种类、储蓄罐与建筑风格、戏剧节与音乐竞赛等等的统一化，实际上都创建着“欧洲式的”模式和商标，也建构了“欧洲认同”的不同面向!如今，如果在欧洲之外旅行的话，就会立刻感受到这种认同已经成为根本性的并貌似真实。 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克瑞斯•萧尔(Cris Shore) 将布鲁塞尔的双重策略归结为：一方面，“发明人民的欧洲”;另一方面，“发明同一的欧洲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要制造一个大众化的欧洲，就需要有新的欧洲公民加入其中，而他们应该是一个共同的类型，符合相同的规范，并有与新欧洲相符合的外在形象。 当然，这一官僚性的“欧洲化”也得益于日益增长的对全球化的恐惧。由于通常欧盟看上去是如此远离地方和区域世界，如此陌生而强大，因此它得到了一个不好的名声：作为管理机器的“布鲁塞尔的官僚机构”。但是衬托着不可阻挡的、危险的“全球化世界”的背景，欧洲的地平线突然间显得亲切而熟悉——几乎就像家乡的地平线一样，承诺着隔离外界的“陌生世界”的保护与安全。因此，突然间，人们重新发现了他们的欧洲邻居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与自己的亲密性。 但是同时，人们也发现了那些“他者的”邻居们的新的陌生性，尤其是在中欧，随着铁幕的去除，一个新的空间上的社会亲密性被重新建构起来，那些社会——曾经被划分为彼此隔离的两半：东欧和西欧——无论在文化上还是政治上，已经相距遥远达半个世纪之久了。此外，在后社会主义时代，东欧社会不得不发展出新的自我认识。这些自我形象几乎都涉及前社会主义时期的形象与观念：古老的国王与战争、历史、语言与文化中的传统——都涉及“国家的”重新设计的记忆与身份。因此，在东欧，在许多情形下，国家似乎作为“命运的共同体”再度被唤起。这种情形在过去的岁月中被匈牙利和波兰的例子所证明，在那里，天主教信仰获得了“国家宗教”的地位，或者传统的家庭获得了“民族的价值”。 自然，当以前的社会主义邻居如今成了对手——他们为了资源、资本、旅游和市场而竞争;或者，当他们为了对历史的新阐释而彼此竞争时，这类国家的复兴也使“区别的政治”的新形式合法化了。当我看到在过去几年里，原来统一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及其历史被分裂时，我很高兴我不是捷克或者斯洛伐克的历史学家：因为他们的历史学家和民俗学家不得不重新撰写两个“独立的”国家的历史和文化。 这种国家的“认同的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y)在东欧进入欧盟之后依然扮演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在赞成欧盟统一的投票中，明显存在着双重的体系。由于接受了东欧国家，“新的欧洲”自然想重新塑造新的共同体——根据他们自己的认识。但是所有的欧洲项目，从历史观念、宪法和公民社会、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到生活方式与消费实践，所有这些都无一例外地带着西欧的标志。就此而言，欧洲的政治和文化的权力关系并没有真正被改变。东方遇到了西方——但却是在“西方化”的条件之下，当然，也存在着一种新的“东方化”。因此，按照萨义德(Edward Said) 对欧洲人在殖民时代对“东方主义”的建构的经典分析，如今一些评论家认为东欧成为了新的“欧洲的东方”，是西欧的殖民地。 不过，欧盟的策略性观念在东欧也显得是有吸引力和包容性的，因为这种“欧洲的欧洲化”主要以“欢迎来到堡垒!”的姿态而出现，作为获得平等的物质生活资源以及个人生活观念扩大的允诺而出现。这是生活规划(life mapping，指个人可以安排计划自己的生活所必需具备的物质条件和自由度)的两个视角，在以往的欧洲社会主义条件下，这是很难想象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