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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欧洲式的”生活方式? 但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发展使通过布鲁塞尔的政策而实施的策略性、政治性的“欧洲的欧洲化”出现了偏离：一种“自下而上”的文化上的“欧化”，在日常生活和生活世界(life-worlds)中已然发生。这种方式的欧化远远超出了欧盟的边界。这是我要谈论的第二点。 这种“另一类”的欧化的缘由与规则根本不是新的。它们在前现代时期已经存在了：移民与流动性创造了“实际的文化比较”的特殊的欧洲传统。四处游动的工匠、学生、商人与艺术家得以知晓其他的城镇、宫廷、社会。然后，他们将自己的经历见闻带回家乡，对它们进行讲述和比较。因此，他们已经在实践“移民的生活”。他们生产了“移民的知识”：一种扩展化的、系统性的、在整个欧洲大陆传递的知识的最初形式。 对这样的实践来说，有关“同一性”与“他者”的观念并没有狭隘到国家成见的排外的二分法。相反，“他者”对他们而言是一个受欢迎的新鲜事物，是对他们自身的生活范畴的扩展。它意味着变得世故老练、富于经验，变成——用现代的话语来讲——前现代时期的跨国主义者与世界主义者。 尽管在国家之间以及人们的头脑之中存在着国家的边界，这种意义上的“跨国主义”在十九和二十世纪一直延续着。贸易与交通、文学与艺术以及以后的电影与电视使更多的比较和传播成为可能。但是它主要是在欧洲内部的流动，现在引起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密集的对欧洲多样性的体验。今天，一多半的欧洲人经常旅游，而他们最主要的旅游地是在欧洲内部。这种旅游的重要内容是体验“被言说的语言”的多样性(尽管常常并未真正理解)，但同时也是体验一种共同的“被生活着的语言”——比如在音乐、食品文化、足球与球迷文化、“欧洲的”偶像与事件等等之中体现出的共同的文化实践和品位。这种体验已经创造出了自身的跨国空间以及文化之间的知识：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一种有关推断与生活的“欧洲风格”。 这的确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欧洲化。它不仅仅是立足于理论化的“关于他者的知识”之上的，而是植根于实际的借用、修正与混合之中。通过应对多种起源的文化模式，新的品位、新的风格、新的仪式逐渐产生。而且，它们也使对“同一性”的变化和转移成为可能——遵循文化上的“利用现成之物以创新”的原则，人们创造出了“文化的杂生状态”(cultural hybridity)。 因此，国家形象与民族成见至今仍然存在——几乎就像上面引用的白里安的文本一样。但是它们经常与暗含的嘲讽、甚至是自我贬低相结合。例如，一个笑话说：“到波兰去吧，你的汽车已经在那里了。”这个笑话是波兰人自己编的，它涉及这样一种事实：德国汽车是偷车贼的最爱，而波兰则是偷车贼们最近的东部“销赃港湾”和市场。说着这个笑话，波兰人既嘲笑其自身以及“东欧人具有偷车习性”的民族成见，同时也嘲笑其时时担心他们的保时捷汽车、马自达汽车的德国邻居们。还有，当谈到英国—德国之间的足球比赛时，著名的英国伦敦《太阳报》依然使用“德国丘八”(Huns)一词来指称德国人的形象。这一用语与中世纪时期和战争相关联，尤其是指一战和二战期间的德国侵略。今天这一引用更像是一个仪式，其中已经包含了(英国球迷在将德国足球丑化的同时，也)承认自身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踢球失败的恐惧。因此，如果在英国球迷的眼里，踢赢了球的德国人变成了可爱的、讨人喜欢的形象，那不是一件更加令人不安的事情了吗?!而且，根据一次最近的对民族心意的调查，德国人对英国人的主要印象是“男同性恋者、苍白平板的女人”，迷恋“怪异的罪行以及他们自己”。这是德国读物中有关英国人的幽默与犯罪文学的介绍的结果。反之，英国人认为德国人是“肥胖的、毫无幽默感的、喝啤酒的、有效率的和傲慢自大的”，但是“精神上危险地不稳定”。 当然，这些部分地是出于自嘲式的夸张，承认自身的成见。但是对许多生活在欧洲的年轻人来说，这些国家的或者欧洲的形象不再被用来作为指点途径的路标，甚至在开玩笑的意义上也不是。许多年轻人要么是没有分享其父母一代的历史与文化记忆，要么就是来自移民的家庭背景和完全不同的经历。所以，他们的“生活观念”牵涉到的文化空间与氛围都直接来自于他们的亲身经历：他们生活于其中的街区生活与社会运动，青年文化与媒介文化，时尚的大都会与区域。他们的生活世界主要是在大城市中，这似乎意味着两种承诺：自由与冒险。他们越来越多地从这些地方寻找的，越来越少地不再是“社会的区域”与“民族的共同体”——它们意味着稳定的空间秩序以及传统移民的社会统一体。它们越来越难以找到了。相反，他们通过“片段”(scapes)和“流动”(flows)而被组织起来：通过“暂时性的”生活方式与实验性的共同体，来形成文化认同与集体身份，而不是通过共享的文类和记忆而结成的极权主义的共同体。因此，我今天演讲的题目 “变迁中的欧洲认同”有两重含义：第一、有关国家和民族归属的形象的急剧变化和转换;第二、其他“更加柔性的”、更加流动性的因素——例如更大的“欧洲”认同与更小的“地方的”或者“街区的”认同——正变得日益重要，所有的这三个层面是不断地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三、 全球化的认同 我的第三个观点是：“变迁中的认同”还意味着由于新的“全球性的”格局，欧洲现在成为了争夺形象与叙事的战场。“全球性的”格局造成了原教旨主义者的“认同的政治”不断抬头，它遵循的是封闭的意识形态原则，不仅仅包括穆斯林原教旨主义的观念，而且也包括基督教或者民族主义运动的观念。所有这些观念都遵照本质主义者、常常也是种族主义者的思想模式。与此相关的许多冲突与争论都发生在移民问题上。其背后明显表现出新的认知的社会模式，尤其是在9•11对纽约的恐怖袭击之后。 从那以后，许多欧洲人根据“自己人与他者”、“真正的欧洲人与非欧洲人”来重新为自己的人生哲学定向。这就是为什么某些移民群体正在被与新形式的“异己性”(otherness)和威胁相联系。尤其是穆斯林背景被认作是欧洲培育新的穆斯林恐怖的温床，因此，他们成为了新的、更加严格的安全政治的对象。 我想我们都赞成这一点：我们需要政治和警察来反对恐怖主义，社会也需要驱除恐怖主义。但是，很多人也会同意：目前这样通过将激进的原教旨主义者的小群体加以孤立来应对恐怖主义的办法很少能够获得成功。相反，穆斯林从整体上被置于猜疑之下，结果导致了民族和种族的歧视。因此，在火车站和公共场所被视频监控的对象成为了“东方”的体现。即使大多数移民都出生在欧洲，但起源(origin)上的文化陌生性(cultural “strangeness”)依然成为了中心特征，这种所谓的“陌生性”被用来为建构民族和国家的成见提供合理的辩护。这种辩护的逻辑是这样的：我们自己的语言、文化和传统必须被保护，而且必须从那些“陌生人”中被拯救出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