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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双方面生产了新的原教旨主义。以此方式，那些伦敦、巴黎和柏林的穆斯林社区成为了许多年轻穆斯林唯一安全的社区，因为他们觉得社会中对他们的仇视正在日益增长。在许多情形下，那些年轻人缺乏教育和工作机会以作为基本的职业发展和社会策略的前提条件，因此，作为宗教的原教旨主义者的身份意味着他们能够在家庭和社区中被认同和接纳。这种处于被孤立的社会情境中的形势进一步促使了意识形态的激进化，这一进展被用宗教的外衣掩饰起来了。 另一方面，在民族主义的中产阶级中，一种侵略性的反移民主义已经开始扩展。它严厉抨击错误的自由主义，并且作为“我们自己文化”的拯救者而行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新的仇外(xenophobia)。这种仇外不仅仇视来自土耳其、阿拉伯国家的人，也仇视来自非洲和东欧的人。在许多方面，这种仇外的性质就是种族主义——通过将血统和起源予以本质化的方式。 所以，穆斯林以及中产阶级的原教旨主义者对形象以及成见的利用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状态。这种对于他者和同一性形象的螺旋式上升情状彼此激发，交互建构，结果越来越糟。因此，他们有意识地实践着一种“区别的政治”，加剧了双方的攻击性态势。对双方而言，这是一种策略性的算计。同时，原教旨主义的阵势日益为宗教的和历史的形象所强化，企图使久已忘却的回忆与叙事的集体文化得到复兴。穆斯林们发现：基督教十字军战士是一个敌人的神话般的形象。他们决定：是对他们的欧洲后代进行最终报复的时候了，这一报复既因为历史上的战争，也因为现在的羞辱。与此相反，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者现在要召回的是1683年奥斯曼帝国军队对维也纳兵临城下的记忆。奥斯曼帝国军人的长刀不仅仅使人想到历史上伊斯兰教世界对基督教世界的威胁，在象征的层面上，它们也令人联想起当今年轻移民们日常佩戴的刀具，甚至是在柏林或者阿姆斯特丹发生的那些 “为了家族荣誉而杀戮”的凶器。在此类关于“东方”与“西方”的记忆和复兴中，历史事实或者社会真实无足轻重。 因此，宗教的划分再次令人瞩目，这也是因为在许多东欧社会中，新的民族—宗教运动与政治团体已经形成。从那些话语和冲突中，对旧的认同进行协商的新空间也发展了起来：语言、宗教和文化作为“文化遗产”而成为需要。相反，社会公正、政治自由的诸多问题却被人们置于脑后。那些想被认定为“少数民族”、“独立区域”或者“宗教运动”的人们，正在竭力在运用“文化”上的依据。 结论：“跨文化的”模式与形象? 我的简短结论是：就认同的政治而言，实际上在欧洲可以观察到明显的“认同的文化化”。“柔性的”母题与意象在不同层面和各种各样的混合物中被结合起来，从而部分地导致了相当“刚性的”信息。多样化的认同因此不再彼此排斥，而是相互支持，甚至“宗教”与“街头生活”现在也是可以兼容的。在超越国家的空间里，新的景观和规则以跨文化的模式——尤其是以青年文化和宗教运动的形式——得以浮现。因此，欧洲实际上成为了全球化的一个“文化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国家的”与“欧洲的”的力量之间存在着张力关系，它将会继续引发麻烦。 最后但也非常重要的是：欧洲化也意味着戏剧性的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均发端于欧洲，并在灾难中终结。欧洲化也意味着从根本上承认这些灾难已经成为过去。欧洲代表着一个景观和社会，现在正“被经历着”，并被真正严厉和粗暴的历史教训所“教育”。我觉得这种认识目前正强有力地影响着当代欧洲及其公民社会。 但是，这种认识是新的，是自1989年以后发展起来的。它是“变迁中的认同”的一部分，是将一个新的文化的、民族的“欧洲化的欧洲”植入集体记忆的巨大烙印的一部分。但是，这只是一个欧洲人的“局内观”，是我们思想里的“内部装饰”。所以，也许来自“外部”、来自中国的观点和感知，将使我们获得全然不同的印象。我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想了解在座的诸位中国同人对于这些“陌生的”欧洲观点和“部落”的看法。 (沃尔夫冈•卡舒巴，Wolfgang Kaschuba，1950年出生，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欧洲民族学研究所所长、教授；杨利慧，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北京 100875) (本文发表于《民俗研究》2010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