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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国最初对史诗有所讨论的人物，可能是蒙古族学者（一说藏族）松巴·益喜幻觉尔（1704-1788）。他是青海省互助县佑宁寺僧人。他和六世班禅白丹依喜（1737-1780）于1779年以信件方式讨论过格萨尔有关问题的看法。后来松巴将有关专题汇集成册，题为《关于格萨尔问答》，收入甘肃拉卜楞寺所藏松巴全集中（《问答》之部第11-16页。）[15]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史诗研究，在中国开展得比较晚。最早对史诗这种文体发表议论的，恐怕是章太炎。稍后的胡适等人也有所议论，并称之为“故事诗”。较早刊发介绍性文字的，当推任乃强先生。他1929年考察西康藏区，历时一年。在1930年12月《四川日报》副刊上，发表了题为《藏三国》和《藏三国举例》两文，向外界介绍藏族史诗《格萨尔》。 从18世纪以来，西方的学者就开始了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研究。例如，有统计说俄国的帕拉斯在圣彼得堡出版的《蒙古民族历史资料汇编（第一卷）》（1771-1776年），是今天所见最早的成果。1804-05年，在里加出版了《卡尔梅克游牧记》，德国旅行家别尔格曼在卡尔梅克地区旅行，记录了蒙古史诗《江格尔》的两个片段。大约从1851年开始，西欧的蒙藏史诗研究突然勃兴，司卡特、舒特等人的专论，在《柏林科学院论文集》上连续发表。稍后的英国和俄国，比较有水平的研究成果也渐渐多了起来。例如英国施拉根维特，德国的施夫纳和拉德洛夫，俄国的波塔宁和弗拉基米尔佐夫，芬兰的兰斯铁等，皆为大家，成就卓著。 与我国西部族群的史诗研究有关系的学者，在20世纪早期的代表性人物，是苏联的日尔蒙斯基，以及稍后的查德威克和哈图，哈图是伦敦史诗讲习班的主持人。近年的执牛耳者，则非德国学者卡尔·莱歇尔（Karl Reichl）莫属。他的代表作《突厥口头史诗：传统、形式和诗体结构》（Turkic Oral Epic Poetry: Traditions, Forms, Poetic Structure, Garland publishing. INC. New York & London, 1992） 列入弗里所主编的一套影响很大的丛书中，于1992年在美国出版。他的研究，既有传统突厥学的重视语言材料、重视田野调查的特点，又大量吸收了口头程式理论和其他晚近理论的养分，从而形成了视野开阔、材料扎实、论述稳健的风格。 阿尔泰—蒙古史诗研究领域，享誉国际的人物，多在俄苏。先有尼古拉斯·波佩（二战后移居美国）后有聂可留朵夫和其他学者。欧洲的学者中，首推德国的瓦尔特·海西希。他关于蒙古史诗母题系列的研究，影响很大。他的若干著作和专论，在相当的深度和广度上讨论了蒙古史诗的各方面问题。他精通蒙古语，对蒙古材料极为熟稔。他由于在蒙古学方面的杰出贡献，获得不列颠皇家亚洲学会院士称号。 中国的史诗研究，在几个方面为国际史诗学理论建设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考。择要而言，一个是丰富了史诗的类型——对中国南方诸民族的“创世史诗”和“迁徙史诗”的总结，已经得到学界的认可。再者，文化类型的多样性和史诗传承的丰富性，以及大量活形态史诗传承，引起了新的问题意识和新的解读史诗的努力，例如，仅以藏族为例，史诗演述能力的习得（例如藏族“神授”艺人）和歌手传承文本类型的多样性（例如藏族的“掘藏”文本），对全面认识史诗，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事例。又如，在对史诗性质和功能的理解上，在对史诗演述中若干“要素”的认识上，在史诗文本类型和属性的观察和总结上（例如彝族史诗中存在的“公本”和“母本”，“黑本”和“白本”，以及与“口头论辩”相联系的史诗演述活动），为史诗学的深化，提供了有益探索。质言之，中国诸史诗传统为观察史诗形成、传播、发展、变异、文本化、歌手的作用和风格等环节，提供了极为多样鲜活的材料，为史诗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我们不准备介绍特定民族史诗传统的专项研究成果，而更偏重在史诗理论和方法论上有贡献的代表性人物，乃是因为史诗是人类表达文化中的一个大项，迄今为止，没有人能够对在全世界各地传唱的史诗数量有个大概的估计。研究成果更是汗牛充栋。不过，从大的地方着眼，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在若干基本问题的阐释上，20世纪的国际史诗研究，令人耳目一新。例如，从伦敦史诗讲习班那时开始，关于史诗的文类界定问题，视域更为开放了。以往以西方标准为终极标准的理念，得到校正，此其一。其二，对史诗进行“文学学”研究的方法，已经被远为多样的新方法取代。民俗学和人类学的史诗研究，更多地把史诗看成是一种“传统”而非一件“作品”。口传史诗的演述，也被理解为一种综合的民间活动事相，有复杂的运作方式和社会机理，而非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取悦听众的演出。对史诗文本的理解，也因为口头诗学（oral poetics）理念的介入，而形成相当深入细致的学理思考。其三，一则史诗故事的一次演述，与歌手的“大脑文本”是什么关系，与其他歌手的其他史诗演述是什么关系，与神话、英雄哀歌（lament）英雄挽歌（elegy）英雄叙事短诗（lay），乃至传说等等其他文类是什么关系，它们之间的“互文关系”（intertextuality）具有怎样的特征，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和解索，都带有强烈的20世纪的时代色彩。其四，以传统为本，以歌手为本的“讲述民俗志”倾向，在相当程度上影响近年的史诗研究走向。对于史诗的诸多“基本尺度”的重新考量，就带有颠覆经典文学学研究的意味。什么是一个“大词”或程式，什么是一个“诗行”，什么是一个“典型场景”或“故事范型”，什么是程式的“频密度”，这类问题的提出，带有强烈的指向性，是从多少被边缘化的传统出发，对需要改写的“核心理念”发出的冲击。其五，口头史诗从现场创编、到意义生成和传递、再到听众完成接受的整个过程是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中完成，这就给口传史诗的文本解读和意义传递，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以及从信息发送者到接收者的复杂互动关系的理解，带来了新的角度和契机。 总之，在西方的人文学术格局中，史诗研究一直都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领域，大师辈出，成果无数。反观我国，活形态的材料蕴藏相当丰富，学术研究却起步很晚，积累也不深厚，未来的道路还是很漫长的。 -------------------------------------------- *本研究课题隶属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课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