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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吉林省民俗学会的成立，使半年前成立民俗学会的辽宁和吉林两省的民俗学界更亲近了。从民俗观点来讲这还不是什么亲戚关系，但邻居关系是足够了。“远亲不如近邻”，从这关系看，将来携手合作的机会就更多了。我有一些想法，想在会上提出来大家研究。属于民俗学理论知识上的东西在座的同志都比较熟悉，不必去讲，但有些问题很需要探讨。民俗学是一门新学科；或者叫老学科新出现。民俗学界也都谈到这门学科荒芜多年，停顿多年了。这种停顿也要客观地去看，建国初期我们忙于医治创伤，尽管老同志也都是从民俗生活中过来的，但是，参加革命没机会谈民俗学，来不及；吃草根树皮与民俗学联不上，那确实是战争年代的情况。大年三十晚上吃不上饺子，也不必想它，那是为了解放。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大规模经济建设，民俗学排不上号，后来，又由于左的干扰，民俗学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特别是“四人帮”做了反面教员，在民俗学复兴上，确实还应该感谢他们。他们大搞破“四旧”，把好的传统也破掉了。这下子真把大家教育过来了。民俗学本身不是坏东西，还得研究，还得用，这才使民俗学应运重生。我常想，为什么民俗学活动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在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才复兴起来，确有它有历史背景。 回顾“十年内乱”的历史，“四人帮”利用古老的旧俗最多。在座的同志受到的私刑，挂大牌子戴高帽都是可以从民俗资料和历史文献中查出来的，都不是什么新玩艺儿。江青等人也跳不出民俗圈。天安门事件也是一场民俗大搏斗；从民俗观点看，那次事件最能触动民俗学者。亿万人民把清明节纪念祖宗的日子用来悼念总理和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带着挽救国家危亡感情把祭辞、挽联、民歌、诗词都放到广场上。“四人帮”和他们的打手也同样利用民俗，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讲什么“天安门广场上一小撮人利用‘鬼节’掀起猖狂的反革命运动。”这宣传看起来也振振有词。同是一个节日，怎样看，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这场斗争的结果，终于最后证明是这个民俗节日的优良传统唤醒了人民，取得了胜利。这是最好的一堂民俗课。我们的青年充分地利用了这次民俗课。我们常讲，大家怀念“四·五”，老一代纪念“五·四”；青年一代，纪念“四·五”。“四·五”本身，在日历上并没有任何意义，有号召力的恰是传统的清明节。从井岗山树起红旗以来，特别是抗战时期，毛主席发表纪念张思德文章以后，新俗已经开始形成。从那时起，清明节就有两条线并行在民间，一是纪念祖先，一是纪念革命烈士。公社的中学生，上午到烈士墓前献花圈；下午就到祖宗坟上烧烧纸，这在实质上是一致的，过去，把两者对立起来，这不是我们的问题。后来发展到“四人帮”横行时在辽宁平坟，用拖拉机推平。可以想象，平坟在人民心灵上造成的创伤和激起的民愤，该有多大。所谓“民心不可侮，历史是无情。”就在这细小的地方都能找出来，所以我感触很深。前年，我到河南省去的时候，正赶上清明节，我问到一个老人：“你说，坟上都压点纸该怎么看?”他说：“我不信我那老人有神有鬼。坟头上压上一点纸，也正是表示这家后继有人。”坟里埋的多是劳动人民的祖先，用民俗形式纪念他们，这里面有不忘先人创业的良好愿望，形式上需要慢慢引导。良莠并存，鱼龙混杂，这正是民间习俗更替转变时期的状况。天安门事件就是这种情况，就是祭奠祖宗和扫烈士墓，并行发展，逐渐形成的一个大的运动。人们对清明节的仪式印象十分深刻，使它在传统节日中树立起来了，也使当代民俗学者不能不从现实出发想到在社会主义时期民俗学要不要研究?民俗学要摆到什么位置上？我们是复旧，还是复兴?值得思考。 下面我再讲一下我国东北、华北地区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占时期的民俗学历史状况，这些被抗日战争历史掩盖了的沦陷区民俗学史实应该让我们这一代民俗学人牢记在心的。我想介绍以下八点: 第一是，辽宁、吉林、黑龙江整个东北地区的民俗发展的中心问题，在民俗学中有个简单原理，叫“同心圆说”，同心圆说还是可以用的。在一定的地区范围里各种民俗类型的发展大体上有个中心，至于哪年，哪个朝代形成的可以研究，总是有个中心向外扩散。就拿文艺活动来说，海城可以说是辽宁大秧歌的发源地，河北秧歌也许在定县，东北很多习俗分门别类都有定点中心。整个东北为什么很多大类型的民俗，包括方言俗语都那么接近，应当作为一个体系来研究。为什么一入关和山东、河北就有区别，但是沿海大连、丹东又有些与山东沿海相近，什么原因?这些问题需要研究，需要了解我们东北地区地理的、历史的特点，我们怎样在中华民族的民俗文化中摆我们的位置，这一点很重要。这此下边我想回顾一段历史，讲一段平时不大注意，不大讲的情况。从“五·四”运动以后，民俗的发展基本情况是，从北大的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以后到二十年代迁到南方中山大学，由北到南不管是怎样发展，民俗学还是一条线。当时东北的民俗在《歌谣周刊》上介绍了“关东三宝”等；可见五四时期东北民俗已被人注意了。但是作为东北地方性民俗的研究始终没有提到日程，北平的民俗学活动，也没有影响到东北。后来，东北地区民俗学活动就进入一个非常时期，“九·一八”一声炮响，东北地区首先遭到日本侵略者的占领。这场战争给中日人民都带来了灾难。伪满洲国的成立，华北的沦陷，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在这一段历史里我国的民俗学发展和其他国家不同，我们是用血写出来的。我现在就讲讲这段沦陷期历史，这跟我们东北是有关系的，简单的回顾如下：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北平民俗研究中心被迫南迁。当时的北大、清华、中国、辅仁、燕京等大学，只有个别教会学校未被占领者完全操纵。当时在北平，基本上整个学术界处于冬眠状态，教授、专家、学者、其中包括民俗学者都各走各的路了，用政治术语就是“大改组”。有的人跑到后方，有的到延安参加了革命，当时还有些学者、专家留在了北平。象周作人、沈兼士、还有江绍源、常惠等。但当时并没有形成民俗学会，没有集结，后来，周作人还是出面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英美等国和日本也成了交战国，于是日本占领者接管了燕京大学。在燕京大学设立了一个研究所，叫“燕大华北综合调查所”，其中成立一个“习俗委员会”，委员长是周作人，委员还有江绍源等，还有几个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人。这委员会无所作为。据资料分析，可能由于日本人没有直接参入，因此，财力物力上没有条件，这个组织有其名无其实地不寿而终了。 第二：民俗组织活动频繁，很有成效。这个组织是1941年在北平由日本人成立的民俗研究俱乐部，叫《民风社》，负责人是桥川时雄，影响很大。大家知道日本民俗学界有两个权威，一个是柳田国男，被日本人称为“民俗学之父”，另外一个人是折口信夫博士，他留下很多著作。’1941年9月，这个民风社特地请折口到北京进行讲座，题目是《民俗学分类》。这个会还聘请周作人为顾问。日本侵华以后，很重视中国民俗，要注意这一点，为什么这么重视，还请来权威讲座。在这基础上，1942年9月，又把《民风社》改为《东方民俗研究会》。会章上规定：“本会以发展中华民国(按指伪汪)及东亚各民族的语言、风俗、习惯、信仰等科学研究为目的”。成立时，周作人到会讲了话，他呼吁日本民俗学者与中国学者，携手合作。对此，日本人并未理睬，还是日本人自己搞了起来。这个会，每月召开例会一次，会上除做关于搜集民俗的报告外，还举办了资料展览会。原计划刊行一部《东方民俗丛书》，计划很大，当时由新民印书馆已出两部，即是《北京地名考》和《白云观道教》，因日本侵略战争失败，没有出成。它是当时华北很重要，很有名的组织。 第三，还有一个势力最大的机构“满铁”，即《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他有一个“满洲北支经济调查所”，附设“北支惯行调查班”。调查所负责人为杉之原舜一。这个所利用“满铁”控制中国主要大动脉的条件，和天津、上海的事务所，取得了全面的联系，基本上把华北一带、后来包括上海等地区都作了调查，有些甚至是冒着我抗日游击队袭击，在枪林弹雨中搞的，这一点从反面给我们很大的激发。他们对华北村落的民俗调查，写出了很多著作，当年那些调查，现在在日本还在整理，前不久还在出专著，可见影响之深远。在1955年发表的六卷《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前言后语中，还说到当年他们在满铁时对华北农村的调查。调查著作的题目，包括《中国农村的分家制度》、《北支村落社会》、《中国农村的家族与信仰》等，“村庙”、“宗族”等都作了调查，有很多是我们从来没作过的调查。 第四，当时在伪北大有一个“北大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所”，由日本人主持。共出了十一本调查报告。其中有关民俗的很多，如《山东一个集镇的社会构造》报告等，写得很详细。 第五，是日本至今一些民俗学者一直很推崇的一个组织，那就是1939-1941年设立的“支那民俗志刊行会”，他们原计划出版十二卷《支那民俗志》，后来遭到大火，只抢出了三卷，即一、二、六卷。一、二卷是“正月行事篇”是整个正月全国各地民间习俗，从大年初一直到正月完了。第六卷是“儿童章”，书中对中国儿童的民俗都作了详尽调查。这十二卷计划没有实现，日本民俗学者一直引为憾事。他们早在文章中谈到永尾龙造主编的《支那民俗志》时预言：《支那民俗志》三卷集将会对未来复活的中国民俗学会研究有极大的激发作用。他们说对了，今天，这些只能激发我们的民族意识，绝不会长他人志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