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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故事实际上是亲近的、口头的、日常的历史，它们的功能是使得整个村子定义自身。跟村子的自然和地理属性不同，村子的生活是存在于其中的所有集体和个人的人情关系的总和，它们结合社会和经济关系──通常是沉重的──将村子和外面的世界联系起来。但是，我们也可以这般形容一些镇子的生活，甚至一些城市的生活。农村生活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同时也是一幅活动的自画像（alivingportraitofitself）：一幅群像，在这幅肖像里，人人都被描摹，人人都在描摹；这只有在人人彼此熟知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正如罗马式教堂柱头的雕刻，在所显现的与如何显现之间有种精神的一致──仿佛所雕刻的便是那雕刻者。村子的自画像不是由石头造就，而是由述说、流传的词语造就；由舆论、故事、目击者的陈述、传说、评论和道听途说造就。这是一个绵延的肖像，它生生不息。 及至新近，村子和村民可用来定义他们自身的唯一材料仍是自己的口头语言。村子的自画像──除却他们劳动的物质成就──是他们生存意义的唯一反映。这个意义只被他们自己认可。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自画像──"闲话"是其素材──村子会被迫怀疑自身的存在。每个故事，以及对于每个故事的评论──它是故事被目击的证明──成就了这自画像，证实了村子的存在。 与大多数自画像不同，这个绵延的自画像是极为写实的、随性的、不矫揉造作的。由于生活的不安全，农民与其他人一样，或可能比他们更强烈地需要形式，一种通过典礼和仪式表达的形式。但是作为他们自己群像的制作者，农民又是随性的，因为随性更符合真理：典礼和仪式只能支配部分真理。所有婚礼都是相似的，而每个婚姻是不同的。死亡走向每个人，而亡灵只能独悼。这就是真理。 在村子里，一个人为人所知的一面与不为人所知的一面之间的差异甚小。村子里可能有一些瞒得结实的秘密，但是，一般来说，欺罔是罕见的，因为这不可能发生。因而，也少有好管闲事（inquisitiveness）──在窥探意义上的，因为这没有太大的必要。好管闲事是城市看门人（concierge）的特征。通过向X道说其不熟悉的Y，看门人可以得到丁点权力或认可。在村子里，X对Y了如指掌。于是，这里也少有表演：农民不像城里人那样扮演角色。 这不是因为他们"简单"，或者更诚实，或者从不耍诡计；这只是因为一个人的为人所知与不为人所知之间的空间──这是给予所有表演的空间──过于狭小。当农民表演时，他们表演的是实际的玩笑。比如说，某个星期天上午，村里人都在教堂里做弥撒，四个男人推来村里所有运堆肥的独轮车，在教堂门廊外一字排开。每个走出教堂的男人，只得寻着自家的独轮车，推回家去。穿着最好的星期天礼服，在村子大街上推堆肥车！正因为如此，村子绵延的自画像是尖锐的、直率的，偶尔有些夸张，但绝少有理想化或矫饰。这其中的意味是矫饰和理想化关闭问题，而现实主义则开放问题。 现实主义有两种形式，政治的（professional）和传统的（traditional）。作为一种被艺术家或作家（像我本人）所选中的方法，政治的现实主义总是有意识地带有政治性；它旨在瓦解统治意识形态的晦涩之处，因此，通常现实的某些方面一直被扭曲或摈弃。而传统的现实主义，就其起源而言更为大众化，在某种意义上，更具科学性而非政治化。假定一组实证知识和经验提出未知的谜题。该当如何？与科学不同，传统的现实主义可以无需回答而继续存在。可是它的经验过于庞大，以至于它无法忽视问题。 与常言相反的是，农民对村子之外的世界很好奇。然而四处走动却仍做个农民的几率终归不大。农民没有选择地点的权利，他的位置在受孕瞬间就被指定。因此，如果他把村子看作世界的中心，与其说这是乡土观念的问题，倒不如说这是现象学的真理。他的世界有个中心（我的没有）。他相信村里所发生的事件是人类经验的典型。如果用技术性的或组织学的术语来解释，这个信念无非是天真的。他将人作为"类"来诠释。让他着迷的是各色人等的类型学，以及无人逃脱的生与死的共同命运。因此，村子的活动自画像的前景极为具体；而其背景则是由最开放、最普遍、永远不可能被完全解答的问题构成。在那里，便是公认的神秘。 这老汉知道，我与他一样，深刻地理解这一点。 (《讲故事的人》，[英]约翰•伯格 著，翁海贞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