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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民族学，或从广义的角度上称为人类学的这门学科，最初起源于包括德国在内的一些西欧国家。文化人类学在草创时期，就已确立了研究海外民族的立场，且多以所谓的土著文化或原始人类为研究对象。早期学科概念体系中的“社会”(或曰文化)包括：1)部落社会；2)古代社会(或曰史前社会)；3)前工业化社会(或曰传统社会)。这些社会的特点，或者是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或者是没有文字，或者是没有复杂的社会阶层和政治组织，也就是与欧洲文明不能同日而语的那些“落后”的“未开化”民族，是欧洲殖民者认为需要他们去“开发”的地方。这一倾向反映出了早期人类学服务于欧洲国家殖民政治的本质。 由于中国文化属于很早就开始使用文字、并形成严密的国家制度的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之一，所以欧洲人类学家对于汉文化的研究就大多抱着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尤其是因为汉学在这些西欧国家很早就已经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所以人类学家们就自然而然地把研究中国的任务让给了汉学家们。但和英、法等国的人类学家相比，德国人类学家们相对来说对于带有文字传统的古代文明表现出了更大的兴趣。他们之所以会把历史悠久、有文字使用的所谓“高文化”(Hochkultur)也圈入自己的视角范围之内，在我们看来，有着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德国人类学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启蒙运动直接影响之下形成的一门学科，受康德(Immanuel Kant)和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等哲学家的思想影响颇深。其中特别是后者，倡导从语言角度出发研究一个民族的精神与气质，便把对于语言、文字以及形成文字的作品等的兴趣，注入到了德国人类学的血液当中。所以德语圈人类学从一开始就非常注重研究其他民族的精神世界，把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和宗教信仰等作为研究的重点，这样就很容易把文化发达的文明也包容到研究范围中来。 其次，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在德语国家有着悠久的传统。德国人类学家们不仅关心当代民族而且也关心古代民族，特别是对一些已经消失的文明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例如在1902-1914年间德国派往新疆地区的考古远征队，就以研究遗留在该地区的古代佛教遗址和艺术为主旨。虽然参加者格林威尔德(Albert Grünwedel)和勒•柯克(Albert von LeCoq)等人都曾长期在新疆当地民族的聚居地生活，但他们一门心思都扑在了古代佛窟和古城遗址上面，而没有对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进行任何观察和记录。 第三，德语圈国家是文化传播学派的发祥地，文化比较一直是德国人类学家爱用的方法之一。由施密特神父(Pater Wilhelm Schmidt)创建的维也纳学派在德语圈人类学占有长时间的统治地位，直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仍有余响。其中的一个与中国有直接关系的学术支流，就是兴盛于20世纪60年代的“越洋文化传播学说”，认为美洲新大陆的文明来源于亚洲，古代的奥尔梅克和玛雅文明起源于太平洋对岸的中国，并试图证明亚洲和美洲在古代就有过文化上的直接接触和影响。 这一轰动一时的学术思潮终因无法找到确凿的证据而只能成为昙花一现的过去。 除了证明文化传播之外，文化比较主要服务于一般性的人类学理论建设。通过比较，一方面可以寻找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规律，另一方面则可以凸显某种文化的特殊性。前者在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中体现最为明显，例如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后者的典型例子，则是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的社会宗教学研究。他通过将基督教的新教伦理与包括中国的儒教和道教在内的世界各大宗教进行对比，以凸显其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所谓优越性。 比韦伯稍后的另一位德国社会学家维特佛格(Karl August Wittfogel)，则在1931年发表的《中国的经济与社会》一书中，将中国古代的水源控制方法与其他文明进行比较，认为恰恰是中国完备的水利系统造就了几千年的中央集权统治模式。他由此提出了一个“水力型社会”(hydraulischen Gesellschaft)的概念。有趣的是，该书的副标题为“研究一个亚洲的大社会的尝试”，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欧洲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对于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和社会复杂的中国的确有些望而生畏。 今天的文化比较，则多从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出发，即利用来自当代中国的鲜活的例子，为一般性的人类学理论建设和文化比较提供原始资料。比如刚刚在比勒菲尔德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Zentrum für Interdisziplinäre Forschung der Universität Bielefeld)落幕结题的有关人类情感表达的跨学科研究，就把中国文化中的羞耻感作为其中的一个案例。还有目前马普民族学研究所(Max-Planck-Institut für ethnologische Forschung)正在进行中的有关农村人口的福利与权益问题的研究，也把中国河北地区的某村落作为自己的一个调查点。 基于上述的原因，有关中国民族和中国文化的研究虽然在德语圈人类学研究中不占中心的地位，但也不乏自己的一席之地，并产生了较为丰富的成果。这篇文章由于篇幅，我们将把重点锁定在狭义的海外人类学的范畴之内，即：由德国出身并受过德国文化的熏陶和教育的学者，在与中国文化发生直接接触之后所做的人类学研究。在第一和第二部分，我们首先将对德语人类学研究的历史和学术的机构团体做一综述。第三部分则主要介绍历史上的3位有着不同学术背景的研究中国的海外人类学家：巴斯蒂安(Adolf Bastian)、洛克(Joseph F. Rock)和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 一、 学术简史 德国人类学的创始及其对海外民族和文化的兴趣，始于1860年前后。我们的研究也从这一年开始，直到2000年左右将近150年的时间，共分为四个阶段： (一)1860-1911 鸦片战争之后直到清王朝覆灭的这段时间，除了在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期间之外，西方旅行者进出中国相对比较容易，这也为人类学家们来中国考察和研究提供了较好的条件。德国最早期的有关中国的民族志多出自旅行者、探险家、传教士等之手，而且这方面的报告被归纳到“地球学”(Erdkunde，类似于地理学)的门下，学术成果也只能在这方面的杂志上发表。19世纪60年代，“民族学”作为一门专业在德国得以创建，并有了自己的《民族学杂志》，学科建设正处于方兴未艾、欣欣向荣的时期。两方面的条件相加，便形成了德语圈人类学中国研究的第一个黄金时代。这期间对于中国的海外人类学研究最突出的成果，就是由柏林民族博物馆组织的四次吐鲁番远征队在新疆地区的考察。他们的考古报告，直至今日仍然是研究中亚历史、文化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始资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