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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11-1949 这是中国国内时局较乱的一个时期，外国人在中国旅行和考察具有较高的危险性。特别是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后，要想在中国做田野调查几乎是不可能的。加上中国和德国在二次大战中各属两个不同的阵营，外交关系一度中断，所以只有为数不多的德国学者仍坚持在中国做研究，如一些受过民族学专业训练的传教士。 (三)1949-1978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留在中国的一些德国传教士也被驱逐出国，一般人类学家到大陆做民族调查的活动也被禁止。德语圈人类学对于中国的研究除了在一些历史性的领域展开(比如上面提到的“越洋文化传播”假说)之外，田野调查仅局限于台湾地区。例如目前在慕尼黑大学亚洲研究系汉学研究所执教的贺东劢(Thomas O. Höllmann)，曾于20世纪70年代在台湾的高山族聚居区进行数次田野调查，并以博士论文的形式完成了他的民族志专著《鄒人——一个台湾中部少数民族的形成与变迁》。 (四)1978-2000 中国实行开放改革以来，人类学的中国研究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黄金时代。除了传统的台湾民族研究之外，也有许多德国人类学家以个人身份进入中国各地进行田野调查，出版了一些较有价值的民族志著作。例如傅玛瑞(Mareile Flitsch)的博士论文《吉林长白地区汉族叙事传统中的人参情结》，及其教授资格论文《火炕——中国东北农家院落的物质文化》。还有一些活跃在德国人类学和汉学领域的华裔学者，例如现在柏林自由大学图书馆工作的简涛和正在马普民族学所担任河北省田野调查工作的吴秀杰。前者曾以研究中国的春节习俗为题取得博士学位，后者也在最近完成了她关于中国古代的照明用具的博士论文。此外，两国的一些学术机构之间也展开了国际性交流，例如云南大学和德国哥廷根大学在影视人类学方面所进行的合作。 二、主要科研机构 在德语国家，研究中国的人类学家主要属于以下的科研机构和社会团体： (一)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 在大学里做中国人类学方面研究的学者，一般根据各自研究的民族和地区，分属于汉学、藏学、蒙古学、满语学、突厥语学等专业。在一般性的社会与文化科学专业如民族学、宗教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中，也有一些学者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但大多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出发。目前，德国共有约20家大学设有民族学专业，此外，莱比锡和哈勒两地的马普民族学研究所也相当著名。 (二)博物馆 德语圈人类学早在创建时期都非常重视建立民族博物馆。德国人类学之父巴斯蒂安在创建了柏林人类学、民族学和史前史学会及其《民族学杂志》之后，于1873创建了柏林民族博物馆。此前，已有慕尼黑(1868)和莱比锡(1869)两地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博物馆。1876年，维也纳自然历史博物馆建立了民族部，汉堡也在1878年建立了民族博物馆。此外，不来梅的海外博物馆(Übersee-Museum)、瑞士的巴塞尔民族文化博物馆(Museum der Kulturen)、斯图加特的林登博物馆(Linden-Museum)，也都拥有自己各具特色的民族文物收藏与陈列。除了这些由联邦州建立的综合性博物馆之外，还有一些私人的专业博物馆，例如由已故企业家阿贝克(Abegg)捐资创建的、处于瑞士图恩湖(Thuner See)边高山之上的阿贝克基金会(Abegg-Stiftung)的博物馆中，就收藏有相当多的来自中国古代和民间的纺织精品。在以上每个博物馆中，都会有专门研究中国的民族学家或文化史学家在管理和研究这方面的文物。和高校教师们相比，他们多从物质文化的角度出发，更加重视对民众的日常生活与工艺技术的研究。 (三)教会组织 作为基督教国家，德国的教会组织可通过国家财政从公民的收入中征收教会税，故而财力雄厚。教会不仅创办有自己的大学，而且下设一些文化科研机构，例如目前总部设在波恩圣-奥古斯丁的“圣言会”(Societas Verbi Divini，建称SVD)。该组织建于1875年，从早期开始就创立了民族学研究的传统，不仅建有自己的民族博物馆，还创办了著名的《人类》(Anthropos)杂志。 1876年，“圣言会”刚刚成立不久便在当时属于德国殖民地的山东青岛设立里据点，往中国选派传教士，在当地一边传教一边研究中国文化。1933年，“圣言会”接管了原由美国人在北京创办的辅仁大学，并创建了至今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名为Monumenta Serica的汉学杂志。 从1876到1950的近70年间，“圣言会”共派遣了500多名传教士前往中国，其中就有一小部分人此前选修过民族学，对海外人类学的研究颇感兴趣。他们来到中国之后，先有一年多的时间被用来专门学汉语，所以每个人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走到哪里都可以很快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当中去。此外，作为神职人员，他们没有家庭，一个人往往在一个地方一呆就是好几年。这就为他们能写出高质量的民族志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约翰•弗里克(Johann Frick, 1903-2003)的经历，在这些传教士中颇具代表性。他是奥地利人，在教会中学上完高中后便加入教会，接受了两年的神学教育。1931年升任神甫后来到上海，被派往甘肃各地传教。1939年后，由于中德关系的恶化，他在甘肃几次被抓进国民党的监狱。1945年前后弗里克辗转来到青海，在那里一呆就是7年，直到1952年才被新政府驱逐出境。这期间他对青海地区汉族土民的民俗进行了观察和记录，内容包括婚俗、丧葬礼俗和春节习俗等。很可惜的是，这些珍贵的民俗志资料因在教会内部出版和发行而鲜为世人所知。弗里克回到欧洲后，年逾50的他开始在维也纳大学里跟随史密斯神甫的接班人的威廉•科普斯(Wilhelm Koppers)学习民族学，并于1955年取得了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青海妇女的社会与宗教地位》(Die sozialreligiöse Stellung der Frau in Tsing hai (China))。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