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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巴斯蒂安、洛克和艾伯华 这里我们要介绍的是三位有着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曾在不同的时代进行过有关中国的海外人类学研究。他们的经历和学术道路，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德语圈人类学中国研究的历史发展的面貌与特征。 (一)阿道夫•巴斯蒂安(1826-1905) 德国的民族学之父巴斯蒂安1826年生于布来梅，曾在海得堡、柏林、耶那、莱比锡等大学学习法学、医学等，1850年获得布拉格大学医学学位。此后便乘船周游世界，游历了澳大利亚、秘鲁、西印度群岛、墨西哥、中国、马来群岛、印度、非洲等国家和地区。1860年他出版了《历史上的人类》(Der Mensch in der Geschichte)(共3册)。1861-1865，他再次访问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亚洲国家和俄国。回国后在柏林大学执教。其间先后创建了柏林人类学、民族学和史前史学会、德国民族学会(Berliner Gesellschaft für Anthropologie, Ethnologie und Vorgeschichte)和柏林民族博物馆(Berliner Musuem für Völkerkunde)以及《民族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Ethnologie)。他一生旅行不断，从1873年开始共出行7次，访问了非洲、美洲、大洋州、南亚各地，每次出行的时间长则六、七年，最短的也在半年以上，为柏林民族博物馆带回了大量的民族文物。在最后在一次前往加勒比海的旅行(1903-05)中，巴斯蒂安因病而客死于西属特立尼达。 巴斯蒂安的人类学研究关注的重点在于各个民族的思想(Völkergedanke)。他生前写了上百本书籍，可以说是德国学者所写的最早的民族志。但由于他在每一个地方逗留的时间往往不过数日或者几个星期，所以书中的内容繁杂而浮光掠影。加之他所关心的，又都是这些文化中的精神领域，而不是当地人的物质生活、社会结构和风俗习惯，所以这些记录在今天看来并不能算作是真正专业的民族志，而顶多只是一个对人类文化怀有兴趣的学者所做的旅行笔记。里面对各种文化所做的类比，往往也都是些没有根据的浮想。用一位德国当代民族学家的话来说，“这些书就连他的同时代人也会觉得读不下去”。 然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巴斯蒂安对任何文化都不持偏见、非亲眼所见不以为据的实证态度和事无巨细均予记述且不加任何修饰的记录风格，便足以把他写下的文字记录同当时一般流行的游记文学区别开来，为后来的民族志和民俗志的记录方法开辟了先河。 巴斯蒂安在他1861-1865年间的第二次环球大旅行中途经了中国。他把这次旅行的报告发表在了1886年出版的《东亚诸民族》一书(共六册)的第六册中。根据其中的记录，他在1864年7月从日本乘船来到上海，逗留数天后仍然乘船经山东来到天津。然后坐车到达北京。他在北京停留了三个星期，期间访问过的19个场所在他的书中有较为详细的记录，前后共化了70页的篇幅。这19个场所的名称能够确认的有：雍和宫、孔庙、天坛、神农店、地坛、隆福寺、东岳庙、白云观，其他的由于注音和翻译上的错误而暂时无法确认，比如说其中提到的“月亮庙”是否就是月坛、“光之庙”是否是日坛等，都只有在对文本和实物进行一一对比和考证之后才能确定。从他的选择角度就可以看出，巴斯蒂安最关心的还是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以及从中反映出的该民族的精神文化。而普通民众及其日常生活，在他的记录当中则完全没有出现。他甚至没有试图去接触和了解他们。他在当地交往和相处的，往往都是各国的驻华使节、欧洲传教士和商人们。这本《中国之行》出版以后从未再版，在德国也很少被学者们引用。今天的人们几乎已经把它淡忘了，只有在少数大图书馆中才能找到最老的版本。但这并不等于说，这本书已经完全没有学术价值，因为它毕竟是德国最早的一位人类学者在亲历中国后所记录下的第一手材料。 (二)约瑟夫•洛克(1884-1964) 约瑟夫•洛克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并不是人类学家。这位1884年生于维也纳的学者原本是植物学家，早年因患肺结核而移居美国的夏威夷，研究当地的森林和植被，成为了著名的夏威夷植物专家。他于1913年加入了美国籍，加上已有的学术成就与声名，使他后来轻易地获得了美国农业部、夏威夷大学、哈佛大学和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多家赞助，有机会组织探险队来到中国。 1922年洛克第一次来到中国的云南。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他便在丽江地区和当地的纳西族原住民有了相当多的接触。纳西族丰富而独特的文化深深地吸引了他，使他的学术兴趣发生了转移。于是，他在开展采集和研究植物种类的同时，也开始注意记录和搜集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与文化。由于他拥有良好的设备，本人又是科学家出身，身怀高超的摄影技术，所以他所做的云南少数民族生活见闻录在《国家地理》等杂志上一经发表便引起了强烈的轰动。洛克由此获得了更多的赞助基金，并被任命为国家地理学会云南探险队队长，为他在中国西南地区的长期驻扎和探险旅行提供了条件。他在中国一直带到1949，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被作为不受欢迎的外国人驱逐出境。 在长达27年的探险生涯中，洛克作为专业的地理学家，对当地的玉龙雪山等的地形地貌进行了调查；同时，作为业余的人类学家，他也搜集了大量珍贵的民族文化文献资料，其中特别是纳西族东巴文的手稿。以他的名义出版的书籍共有10部左右，此外他还发表了20多篇文章。这些作品除了涉及植物和地理之外，也包含了大量记录藏族喇嘛教和萨满教、纳西族东巴文献、葬礼以及骨卜等宗教仪式的内容。其中最著名的是1948年版的《中国西南的古纳西王国》和在他死后才问世的两卷本著作《纳西语英语百科辞典》。前者是对丽江地区自然地理和民族历史的综合介绍，后者作为意大利中东和远东研究所编辑的《罗马东方丛书》第28卷出版，上卷收词条3414条，都是用英文释读的纳西象形文字，另附照片28张；下卷收录纳西象形文关于鬼神、祭祀、仪式、星象和地名等词条4600多个，附图片29张。 作为国际型学者，洛克将他的调查资料分发给了世界各地许多不同的学术机构。1962年，他受德国一个基金会(Fritz Thyssen-Stiftung)的邀请来到柏林做访问研究，把在云南搜集的部分纳西手稿捐献给了柏林国家图书馆。自1957年至1989年，德意志研究联合会(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资助了一项对德国各地图书馆所收藏的东方文化手稿进行整理和编目的大型科研项目。 编目完毕的手稿目录已在网络上公布， 并出版发行了文本形式的目录。其中有关纳西手稿的目录共有四册，第一册所收的全部都是洛克搜集的手稿，由亚纳特(Klaus L. Janert)编辑，1965年出版。亚纳特是洛克在柏林期间的研究助手，他在1975年、1977年和1980年又继续利用柏林国家图书馆所藏的资源，编写和出版了另外三册有关纳西象形文字手稿的书籍。此外，瑞士苏黎世大学的人类学教授欧皮兹(Michael Oppitz)也曾利用洛克遗留下的电影资料，于1997年出版了《纳西：事物、神话与象形文字》一书。 和斯文•赫定、勒•柯克等探险家的经历相似，洛克从生前到死后都享有盛名。国内外都有不少介绍他的生平事迹的文献，包括传记小说和电影。在国外，他被誉为“纳西学之父”，中国人则称他是最早发现香格里拉的人，纳西人民更是感谢他在世界上宣传了丽江。2003年，荷兰、奥地利、加拿大等多家电视台和影视档案机构合作拍摄了一部关于洛克的电视片，名为“一位国王在中国”(A King in China)。片中说洛克去中国探险是为了实现童年的梦想，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位维也纳伯爵家庭的仆人，所以他从小想要出人头地、做个人上人。中国使得他梦想成真。他带着美国各机构赞助的巨大资财来到云南，周围仆佣成群，每次出行都至少有7、8个纳西人做护卫。他甚至雇人帮他抬着浴缸出行，以便他每到一处都可以享受热水浴，等等。但不管怎样，世界和中国都要感谢这位探险家，为今天的人们留下了丰富的纳西文献资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