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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间故事的文艺性质的研究中，我对母题研究持有极具重要意义的观点。例如《坚硬的山》这个故事虽然谁都知道，但就学术研究而言，怎样的母题如何渗透在《坚硬的山》的故事中，这就是大问题了。由此来看，更广范围的故事类型的研究就是必要的了。反过来说，做故事类型研究的同时必须进行母题的研究。母题和故事类型的研究，是民间故事研究的最基础的、最重要的部分。 为了民间故事的画本制作和再讲述，母题的研究同样是重要的。这是因为某些故事类型在画本制作和重新讲述的时候，对母题原本的追索，可以防止过分加入没有关系的母题、却丢掉了重要母题的情况发生。我认为，这是关于民间故事今后传承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研究。 3．语法论 阐述了结构论与母题论的重要性之后，在民间故事的文艺性质的研究中，我认为还有一个重要的支柱就是语法的研究。 语法，应是包括话语的文法与语气、讲述方式，甚至包含全部故事构成的语言方法。对此所进行的研究似乎称为文艺的性质的研究更好些。这样的研究在现在的形势下为何是必要的？这个问题应该做出回答。基于民间故事的民俗学研究、民俗宗教学的研究之外的研究得以推进的基础上，我想，按道理而言，语法的研究也应该特别受到关注。然而，如第三章所述，只有20世纪初叶的阿克塞尔·奥尔利克、劳贝尔特·培丘等对此做出了努力。 民间故事的传承没有特定的、有名的讲述者，却与无数的、无名的故事手密切相关。因此，所谓的语法研究，就像捕风捉影一样，研究方法难以确定。作为本格的、精细的研究，必须有赖于马科斯·柳堤的《欧洲的民间故事：其形式与本质》（1947年）一书。受它的启发，我在日本民间故事中也确认了柳堤所说的语言法则的存在。 作为民间故事研究，就民俗学、民俗宗教学之外的学术领域而言，我认为在语法的研究方面今后也必须有所进展和深入。其理由是，就民间故事而言，口传文艺的讲述方式是人类创造的宝贵的文化财富；而且，口头传承衰弱、消失后是不可再度获得的。 现在，在世界的任何地方，民间故事的口头传承都正走向最后的阶段。现在还存在口传文学的民族，也面临着当今信息传递方法不断进步和扩张的情况下口传文学急速走向衰微的燃眉之急。日本也不例外。步入这样一个阶段，为了现今民间故事的传承，语法的研究是重要的。 民间故事限于口传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变的。口语讲述在听众的以耳相闻的过程中，如果超越某种限度进行复杂、详细的讲述，也就超越了凭耳听能够理解的限度。德国瓦尔特·安德松｛1｝提倡的“自我修正的法则”，在欧洲的研究者中间现在竟被作为常识加以确认——这个法则就是：民间故事一旦被收编成书就变成了复杂的“文章”，加入了详细的描写，民间故事的整体也因此变长了。可是，这个故事在讲述者口语讲述之初的单纯“文章”中，详细描写是被弱化甚至丢失的。这就是所谓的“自我修正”。语言学家罗曼·雅格布森则用“依赖于听者的预防审查”来表达上述的意义：如果讲述者不使讲述复杂化，不加入详细的描写、说明，听者就会厌烦以致昏昏欲睡了。 因为民间故事限于口耳相传，由此生发出“自我修正”、“预防审查”的功能。然而，由于口耳相传的衰弱，作为给孩子们提供的画本和改编本，民间故事的势态却为之一变。由于画本和改编本被印刷和出售，讲述者的自我修正不能实现，来自读者的预防审查也不能落实。被称之为故事家的现代讲述者们，也不过是记住来自改编本的民间故事，如此这般地照样讲述；因此，其自我修正也完全不能得以实现，更难于达到口耳相传的场面效果。现在的日本就存在着这样的状况。 如此这般，在最初制作民间故事画本和改编本的时候，就必须好好地对待语气和表述形式问题。这也就是语法研究的现代意义之所在。不能很好地从理论上把握民间故事最初是如何讲述的，就会存在过分损害它的危险。代代口传相生的时候，众多讲述者们是以幼时听者的角度更好地理解语气和讲述方式的；然而，在现代，由于难于做到对幼时体验的讲述方式的实际感受，理论的理解就势在必行了。 4．意象论 对于民间故事的内部研究，更有作为民间故事各要素的意象的研究。这应属于民间故事内部研究的一个范畴。由于它稍稍偏离于语法的研究，这里短短地提及一下。 比如，在民间故事中“山被作为怎样的意象来讲述”的问题的研究。关于山，在民俗宗教学的研究中呈鼎盛状态。人们对于山秉持怎样的信仰意象、在山上做怎样的修行一类的研究一直在进行，进而，其呈现的重要成果被不断确认。但民间故事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山是用怎样的意象被表述出来”；山相对于故事整体的功能的研究也是必要的。这也是一种民间故事内部研究今后必须推进的领域。在民间故事中，河川的意象、眼泪的意象、寺庙的意象、声音的意象都是什么？研究指向不断地扩展开来。基于对日本民间故事的各要素的意象的明晰阐释，对日本民间故事的文艺特质的更加精细的阐明，日本民间故事与外国民间故事的比较的进一步充实等等，所有这些也将被纳入视野。 以前，日本的民间故事与外国的民间故事的比较，因被指出相似母题的存在而稍稍做起来就停止的情况很多。另外，关于通过怎样的途径使比较研究在日本也得以实现的探究也很多。有了如此的成果，加之母题所含要素、各民族民间故事中意象的把握与讲述等明确话题，比较研究会更加充实起来。我认为，稍稍游离于作为文艺本体的内部研究，其意义即在于拓宽了对于今后至关重要的研究领域。 以上，我对民间故事文艺性质研究中的三个重要领域，即结构的研究、母题的研究、语法的研究，还有与之稍有偏离的意象研究做出一些阐释。下面，我想讲一讲关于民间故事再讲述时遇到的语言问题。 二、现在讲述中的民间故事的语言 由于民间故事一直是用方言来流传的，因而现代讲述时，最好也用方言，如用标准语讲述则会失去故事的原有趣味，这样的观点我们常常听到。笔者拟就这一点，把有关问题整理一下并加以探讨。 故事是在各自的地方，用当地语言流传下来的。谈到日语的历史，并不是标准语的历史，而是各地的本乡本土语言的历史。说起在日本流传下来的故事，也是用本乡本土语言流传下来的故事。所谓标准语，就其本身而言，也就是到了明治时期才形成的新语言，所以并没有一直用标准语讲述的、世代相传的民间故事。 从语言学的观点来看，虽然有标准语和方言之分，但其界限其实并不明确。所谓标准语，不外乎文化中心、政治中心的语言。那么，方言就可以说是针对政治、文化中心而言的地方性语言，方言这一术语便是在这一意义上产生出来的。可是，不仅有上述地域性方言，而且还有职能性方言——也就是只有特定职业阶层的人们才使用的语言。不过，无论怎么说，由于方言多用在地域性语言的意义上，在学术上也用“地域语言”、“生活语言”这种称谓来表述。 在考虑用现代语言讲述民间故事并将其编入书中的问题时，我难以赞成“用方言好还是用标准语好”这种二选一式的提问。用来讲述故事的语言不能一律统称为方言，它应该是各个地区略有不同的无数地方性语言。就一个地方的标准语而言，与其将它看成是称之为标准语的文化、政治中心的地方语言，就不如将它看成是在整个日本人中都相互理解的普通话。笔者认为，这是用现代语言讲述民间故事并将其汇编成书时有可能被采用的方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