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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92年12月24日，这个日子，在我国一般人、甚至学界中人的眼里，也许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但是，它在我们这些从事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工作的人的眼里，却不是那么等闲！它是一个饶有光彩、值得纪念的节日！ 70年前的这个日子，一种16开、每期只有8个页码的小刊物在北京诞生了。她就是《歌谣》周刊。她的前身，是几年前的《北大日刊》的专栏《歌谣选》，不过后来她的内容和篇幅上都有所扩大（从第1 号至第24号，她仍附在《日刊》上发行，以后才独立发卖）。她是前两年成立的歌谣研究会的会刊，隶属当时北大研究所国学门。 《歌谣》周刊，自1922年末创刊，至1925年6月停刊，一共出版了97号。曾经陆续汇集为合订本四册。在发刊一周年时，还出了一册纪念特刊，以为内容并入《国学门周刊》（后改为月刊），就不再单独刊行了。 《歌谣》篇幅不大，但内容却相当充实。所载稿件、资料方面前期以歌谣为主，后期扩大到兼收谚语、俗歌、方言、唱本及民俗记录。理论方面，除了探索、探讨的文字外，还有一些译文。其特点之一，是出了一些专号（如孟姜女、看见她、婚姻、腊八节及方言、方言音标等专号）。这种做法，为后来中大的《民俗》周刊和杭州中国民俗学会的《民间》月刊所继承。 《歌谣》周刊一开始就宣布自己的目的有二：一是学是的（民俗学的），一是文艺的。关于民俗学的目的，据《发刊词》执笔者的说明是：“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在的中国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关于文艺的目的，执笔者的说明是：“从这些学术的资料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意大利的卫太尔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所以这些工作不仅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将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这种主张和说法，过去曾经长期引导着我们这方面的活动的观点和实践。现在看来，她不免有些粗鲁和狭隘，但基本没有失去存在的价值。 这份从传统学术观点看，不免有点离经叛道性质的小刊物，却是在当时文化界新潮怒涌的环境中起着巨大的应和与推动的作用。它唤起了广大学界对那些原来被忽视乃至蔑视的民族民众文化的新认识和新情感。一时响应她的心理和活动遍布于全国。许多省市地方的报纸、期刊，纷纷搜集、刊载民间歌谣及其他口传文学作品。这方面的专集，也在一些大都市书店或地方教育机关刊行了。有关歌谣、谚语、传说、故事（又称“童话”）等的探讨文章和译述篇章也不断的在期刊上出现。 在《歌谣》周刊创刊后的那几年里，搜集出版和谈论民间文学。形成一股巨大汹涌的浪潮。这一段学术活动的经历，因此成为我国现代文化史和学艺思潮史上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环节，并且受到国外学者的注意。他们已经对它开始了专题讨论，还写成了有一定分量的学术论著（例如美籍学者洪长泰博士的《到民间去》等）。 我国近年来学界在民间文艺和民俗学领域都有巨大的进展，气象十分喜人的，尽管它还有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这种伟大的、眩目的成就，从它的形成阶段，固然有它的新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但如果我们从学术自身发生、发展过程的规律看，这种新局面的出现，也不是跟我国现代史早期的新文化运动（歌谣学的兴起和活动，正是它的密切相关的部分）毫无关系的。换一句话说，《歌谣》周刊等的文化活动是对当前这种新局面有一定影响的历史因素。人文科学的发展是不能割断历史的，歌谣学等的发展，又何曾能例外呢？…… 我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发、引导下走上新的学艺道路的。从我的专业思想和实践的经历说，《歌谣》周刊给我的影响是相当巨大而深远的。当此《歌谣》周刊诞生70周年的时候，不但在感情上要求我叙述跟她那段亲密的学艺关系，而且在道义上也要求我有责任这样做。这种关系不止是我个人的私事，它同时也是我国现代史上这方面学术史上的一角。这样想来，我就不再顾虑其他，而欣然秉笔来略述我们的那段关系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