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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我在该刊上发表的关于歌谣、方言等的随笔也小品，除了一系列的《歌谣杂谈》外，还有《谈谈故乡医事用的歌谣》、《混号》等零篇文章。现在且着重谈谈《歌谣杂谈》。《杂谈》15则。虽各篇长短不一，但总是一时凭感兴写成的学术随笔、小品。内容以谈歌谣为主，也旁及谚语、方言。其中一些多少有点参考价值，像《南洋的歌谣》、《潮洲婚姻的俗诗》、《歌谣中的一种表现方法——双关语》及《海丰的邪歌》等。八十年代我在编辑自己的民间文学论集时，曾经把大部分收了进去。 这些文章，虽然在体裁上只是些随笔、小品，但是它毕竟是一种理论性质的著作。从我当时的学历、经验的情况讲，是不应该撰写它的。这颇有点像小孩子扛大鼎般的不自量吧。因此，现在看来，这些文章，疑难不但见解粗浅，而且资料贫乏，考据更无足取，个别地方甚至有知识性的错误。如果要说它多少还有点意义的话，那就是它表示了我对民间文艺的痴情和热爱，表明了我对这门新兴人文科学的一心向往和曾不惜为它废寝忘食地执笔的旧事。再者，就是那些文章也多少反映了我在这方面专业知识和能力，在长期历程中的初步阶梯。这是我现在已怕于正视而有不能忘情的。 第三类，我对于《歌谣》发表的论文做了反应（通讯）和对于别人的讨论文章给予回答。这些反应和回答的文章。都登载在该刊上。这段时期，《歌谣》周刊先后发表了两篇有重量的论文，一篇是关于歌谣的，另一篇是关于传说的。前者是董作宾的《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或者简称《看见她》，刊于该刊第63号、64号），另一篇是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上篇（刊于第69号）。这两篇长文一出台就博得读者的喝彩。许多学界中人，纷纷投函表示赞赏，或提供有关资料，也有的撰写了相关的辅助论文。我当时也敏感地做了反应。对于董先生的文章，我提供了故乡“吃咸茶”的风俗资料（《关于〈看见她〉的通信（七）》）。对于顾先生的文章，我自1925年12月5日至次年6月1日，前后共给他写了五次信，除了对他的文章表示看法外，其余大都是提供与该文有关的资料及陈述某些意见的。那些资料，有的来自古代文献（如李白的《东海有勇妇》）、张籍的《筑城曲》等），更多的却是来自民间口传和地方的刻本。让我在这里试节录第一封信中的一段对该文的看法的话： 读尊作《孟姜女故事的转变》，甚佩！这一个流传了二千五百年，按其境域几乎传遍了“中国全部”的老故事，本来千头万绪，很不容易捉摸的，给先生这么一度整理，犹如剥茧抽丝，毫不紊乱；而且替它解释了许多“所以转变”的理由，尤其精心独到。其实呢，像先生这样整理的方法，是对于中国现在学术界很有裨益的工作；…… 这种评价，表现了我当时的钦佩心情，也是对这篇新传说的优异成就所作的适当的估计。记得在顾氏的文章发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他那种研究方法成为学界的流行做法。我信中所提供的资料和某些有关意见，也得到顾氏的容纳和赞许，认为有益于这个传说的进一步研讨。我也由于这种不断通信的关系，终于成为他学术上的朋友。 此外，我还回答了王嗣顺先生关于“山歌”问题的讨论。原因是他在《歌谣》上读了我的《山歌》随笔（《歌谣杂谈》之三，第71号），提出了不同意见，我给他做了回答。在这封信里，我的见识虽不怎么高明，但多少表现出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古人有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正是我们从事学术工作的人的座右铭。这种态度，直到现在，我还时常用以警戒自己，并用他勉励年轻的研究生们。 以上简略论述了我当时跟《歌谣》周刊关系的三方面活动。总之，我想说，在70年前的新文化大潮中产生的那份民间文学小刊物，她对我的哺育，我围绕着她所进行的活动和她对我一生学艺道路的作用，是其他任何学术影响所不容比拟的（除了马克思主义）。 毫不夸张地讲，《歌谣》周刊，是我早期学艺的乳娘和恩师！70年过去了，我这个当时的青年人，现在已变成了90老翁。如果几十年来，个人在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方面有些微贡献，那是跟那颗最初照亮我学艺道路的星斗（《歌谣》）的影响无法分开的。 我怎能用笨拙的语言，写出我的感激之情呢？…… 上文章草成后，余兴未尽，因填《临江仙》一曲，以畅所怀。 万众心声金子贵，剧怜长夜沉沦。一朝惊觉恣追寻。导航凭舵手，奋力彻朝昏。 人事沧桑时代改，回头往迹犹新。少年狂志动心魄。生涯臻暮境，术业待传人 。 1992年，立秋之日，于西下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