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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前半期在中国人类学学科建立之后，一批中国人类学家就深入到中国西南边疆地区进行田野工作，对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上进行了许多探索，使中国西南开始成为人类学研究的沃土。 作者简介：王建民，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主任，人类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81 一 中国自古以来就对西南①地区少数民族给予了很多关注，积累了大量有关西南民族的文献资料。东晋永和年间(公元345-356年)常璩的《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的比较完整的早期地方志，也是现存的最早的地方性民族学资料。书中对今四川的蜀人和30多个族群和部落分布、名称、历史、传说、风俗和这些民族与汉王朝的关系都有记载。唐代樊绰根据在南诏实地生活的亲身经历撰写了《蛮书》十卷，其中第八卷专门记载民族风俗，全面而集中地记载了南诏各种风俗习惯。明代朱孟震的《西南夷风土记》是记载少数民族习俗的上乘之作，作者记录了当地诸族的婚姻、服饰、居住、生产、宗教、迷信、礼仪、交换等，较为准确可信。清贵州巡抚田雯著《黔书》两卷，书中记述广泛，注重人情风俗介绍，所记贵州苗族各分支等族的习俗多为实地采风而成。清贵州八苗寨同知陈浩作、贵州督学李宗昉绘的《黔苗图说》则更为专门，画有贵州苗族等82个族群的人物形象，并附有简单介绍，形象化地表现了清代贵州各民族风俗。在西南地区文献中，还有少数民族文字的记录。如古代西藏著名药学经典《晶珠本草》的作者帝尔玛·丹增彭措在青海东部、南部、西藏东部和四川西部等地进行了20多年的实地调查研究，并参考了百余种藏医古籍，修成上下两部数十万字的著作。本书记载了2294种药物，是藏族药物分类颇具特点且最为详细的作品，采用藏民的分类系统对动物药按动物躯体部位进行分类。 一般来说，中国古代民族学资料的撰写者，尤其是汉文著作的作者，多数人更相信文献记载，具有重视文献文本而轻视亲自现场观察和亲身体验的特点，即使进行实地调查，主要目的往往是为了验证官修史籍的“正误”。为朝廷提供四裔信息的史志有相当一部分是从过去的著述辑录而成，缺乏对于文献的分析，也没有能够注意时间轴上的发展与变化，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误记，甚至有以讹传讹的现象。同时，许多记录的目的是为中原朝廷帝王树碑立传，弘扬其武功或怀柔政策，赞颂其雄才与韬略，在作品中表现出与当代民族志不同的旨趣。 由于中国古代许多人时常沉迷于以中原腹地为尊长的想象，中原王朝以文化中心主义为基点，视边疆民族或特殊文化群体为落后、愚昧和野蛮，对他们的文化习俗缺乏了解，无法掌握他们的符号系统，更无法准确地记录其文化的意义体系。由于语境差异和符号理解的困难，对少数民族和特殊文化群体的记录往往有鬼神化的倾向，初期的记录更是如此。还有相当一部分著作杂有蔑视周边族群的字句。真正从各族群主体的角度、以各族群主体的观点来诠释其文化的著作很少，而且被人们所忽视。因此，这些资料记录并非现代学科意义的民族学研究著作，现代人类学学术研究的肇端是在人类学学科作为一个学科诞生的过程中逐渐发生的。 在西方民族学原著翻译和观点介绍之后不久，部分清末至民国初年赴西方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后，开始进行一些与民族学或与民族学有关的零星活动。在英国学习动物学和地质学的丁文江结束7年留学，取道云南、贵州、湖南到汉口，再乘船赴上海。“在贵州黄果树等地，看到许多奇装异服的女人，引起了他注意到贵州的土著民族，仲家子、青苗、花苗等。”[1]这次作为地理学者的旅行，为他以后的西南地质调查作了准备，引起了他对于人类学的兴趣。1914年，丁文江作西南地质矿产调查时，对于云南和四川会理的少数民族进行调查和体质人类学测量，并在《独立》杂志上先后发表《云南的土著人种》、《四川会理的土著人种》等有关文章。 1919年，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的美国人葛维汉(D C Graham)等人开始搜集包括西南少数民族文物在内的各种文物和标本。1922年成立了研究边疆的学术团体——华西边疆学会，最初有会员16人，多数为该校的外国教师[2]。次年开始编印英文不定期刊物《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刊载会员们和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1928年3月，正式组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对苗瑶等民族的调查和筹设民族学博物馆被列为民族学组建立初期的主要任务。[3]中山大学于1927年7、8月间筹设语言历史研究所，次年1月正式成立。该所研究工作集中在古物、档案、民俗三个方面，人类学是其中重要内容，尤以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之研究为重心[4]，该所周刊还出版了《西南民族研究》专号。1928年3月，中央研究院决定在广州建立历史语言研究所。最初设八个组，其中第七组是人类学及民物学组。[5] 1928年夏，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S M Shirokogorov②，1887-1939年)夫妇，中山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特约编辑员容肇祖和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助理员杨成志受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派遣，进行云南人类学知识调查。这次调查原定“调查彼处人类学工作大略情形，以便后来派训练成就之助员前往就地长期工作，并于就便中在省城作人量工作，兼至滇东之熟罗罗区域一行。”7月，他们由广州出发后，经香港、安南，到达昆明。容肇祖因学校开学，在一个月后携带为两个研究所购买和搜集的书籍、拓本、民物学标本百余件返回。史禄国个人的兴趣当时主要在体质人类学材料搜集和研究，在昆明对学生、士兵和罪犯近20000人进行了体质测量，并拍摄人类学照片150余幅。其间还在彝族家庭中居住多时，对新迁到昆明居住的彝族语言记其读音，编成一部较为简短的字集，以作为今后进一步工作的基础。因土匪未靖，社会混乱，没有得到当地政府允许东行，史禄国忌惮滇东之行，于当年10月亦返回广州。 青年杨成志“当时觉得有两种背驰的情感：一以为调查民族是我国新辟的学田，播种的人安能任它荒废?一以为土匪遍野和山谷崎岖的滇道，独行都往恐易陷于危险!结果我的勇敢心战胜了畏惧，于是乎这种调查的重大担子遂由我个人独挑。”③此时恰有滇军由昆明北行，经巧家至云南边境，“只凭着一腔充满求知的热忱和缺少调查经验的”杨成志随之单独前往川滇交界的“独立卢鹿”地区进行调查，以“习猡猡语，寻其民物知识”。[6]9月初出发，经嵩明、寻甸、会泽到巧家，然后深入彝区，经诸酋长地，计程约400公里，过村落200余，越山逾岭，穿林涉水，调查了社会组织、生活、习惯、思想、语言和文字等，在鲜有汉人活动的彝区调查两月余，以后用数月时间学习彝语和苗族。1929年12月，杨成志回到昆明，取道河内、海防，乘船返回广州。在回穗途中进行调查，抄录资料。[7]自离开广州到再回中山大学，杨成志前后用了1年8个月的时间，无论从调查的时间长度、深入程度及内容明确和专门化等方面，此次调查都可以说是学科发展史中的重要进步。以后，他先后发表了《罗罗太上清静消灾经对译(罗罗文-汉文)》、《云南民族调查报告》、《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罗罗的语言、文字与经典》、《罗罗文明源流探讨》、《罗罗族的文献发现》等20多种著作。[8] 1928年8月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四川灌县(今都江堰市)籍助理员黎光明到川边作民物学调查。在成都逗留多时后，12月再由成都西行，“经灌县、汶川、理番、茂县，对于沿途之羌民土民及杂谷人等，均有调查。不幸至叠溪时，为松潘战事所阻，同行者又多病，因退回成都。”次年4月又到松潘，“以其地为中心点，四出调查西番及博猡子等之民情风俗”，6月初调查结束，返回成都。[9]近年，台湾“中央研究院”王明珂教授等将此次调查成果整理出版。 这些早期的中国西南人类学研究实践为以后的田野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形成了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研究程序与规范，实现了与现代国际人类学学科的直接对接和学术意义上的沟通，为中国学者的西南人类学研究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对于中国人类学学科的建立也产生过重要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